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改革开放40年，随着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在认识和理论上有了许多新的飞跃和突破。改革开放让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关键是要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后来毛泽东同志意识到，不能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探索的结晶。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任务，而且强调走这条道路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同志为大会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篇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一条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之线。习近平总书记要我们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作品《乌托邦》1516年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外国到中国，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个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一条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线。习近平总书记让我们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现代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主革命17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历史，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之花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决不是偶然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的体制机制，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让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之线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线交叉融合起来，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统一。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讲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经过长期探索得出的基本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设想，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化大生产程度和工业化水平都很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彻底清除了封建主义残余又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社会主义。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国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封建主义残余十分浓厚、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在体制制度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和其他社会条件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改革开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和社会主义在竞争中发展和共存，资本主义制度还会长期存在下去，短期内还不会灭亡。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各有长处和短处，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当彼此尊重，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今天的成功，中国举起了社会主义这面鲜艳的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手，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

　　

　　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重要原则的认识有了深化和发展。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作出了科学的定义，纠正我们以往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新突破。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认识飞跃。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除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外，改革开放使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在改革开放以前，公有制一统天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共有经济的必要补充。党中央正式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3年国家经委宣布对中外合资企业进一步放宽政策，提供方便和优惠。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陆续出现。这就打破了单一经济形式，逐步形成了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导、其他经济形式为补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混合所有制经济看作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上，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这和传统上理解“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相比又有了新的涵义。

　　

　　我们以往认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三条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这三条基本原则的认识都有了重大丰富和发展。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论述过，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两个不同阶段。

　　

　　这两个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的”，不仅在时间上是连续的，而且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任务、奋斗目标基础上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的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的制度条件、物质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经验，就不可能有后面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两个历史时期是不能相互否定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就会使我们能够头脑清醒，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改革开放40年，使我们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还需要加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从三大建设到五大建设，体现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描绘。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三位一体”布局日益明确和完善。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在此基础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逐步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第一次提出“四个全面”。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首次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确定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有机统一，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重大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和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起着决定性作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正确认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在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基本上沿用了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提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经过40年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越了物质和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和要求。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因此原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存在了。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的历史方位的判断看到变化的同时，也要看到没有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改变和两个没有变，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历史辩证法。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向世人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说过，要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要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说：“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在改革开放40年间，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而且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是正确的，但不能要求《共产党宣言》对170年后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所有具体问题都提供现成答案。“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改变了、深化了、发展了，我们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