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忘记，1979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宴请胡厥文等五老的火锅宴，提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打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禁区。”在2015年12月民建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代表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小平会五老”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1979年1月17日，深冬的北京像往年一样寒风凛冽，不过对民建、工商联来说，这一天非同寻常。
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老同志应邀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邓小平共同商讨改革开放的宏图伟业。
小平同志与五老一一握手，简短地互致问候，就坐了下来。小平同志开宗明义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五老纷纷发表意见，小平同志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胡厥文提出，原工商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
胡子昂说：“工商界中，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全国至少有上万的人可以发挥作用。”小平同志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荣毅仁根据接待外宾的实践反映情况：“有的美国人很想来，但是现在美国大公司到中国来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大老板们来，面对面地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使他们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从国内讲，各部门、各地区对引进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需要协调。一个西方大公司来，许多人都去找他，他的尾巴翘高了，要价也就高了。”
古耕虞说：“中美建交以来，每年都接到不少在美国的亲友来信，想为家乡效力，想来投资。我认为，只要搞出条例、办法，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
会见中，小平同志明确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时间在十分融洽、热烈的气氛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看到小平同志那么真诚地听取意见，五老也就不拘束、不避讳了。双方像拉家常一样，常常是一人话音未落，一人就接上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时分，小平同志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于是，大厅的屏风后面摆上了两个长条桌，金灿灿的铜火锅端了上来。火锅周围放着几盘羊肉，还有几个简单的小菜。五老都多次在人大会堂吃过饭，但这一餐饭，吃得格外有滋有味。
席间，古耕虞又递上关于改进外贸工作的长篇建议，用家乡话和小平同志细细摆谈起来。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餐午饭，诙谐地说：“我们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的确，“火锅宴”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会见五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给资本家“摘帽”：“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老经过认真思索，各自开始用立足于个人实际的工作，来回报小平同志的嘱托。
20天后，胡厥老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准备即刻动身去上海发动、实施。恰在这时，医生检查出他的胃部长了恶性肿瘤。以他的高龄，是否施行手术?医生很有些犹豫。
胡厥老对开刀不开刀的利弊问得十分仔细，经研究决定先不开刀，用中医中药做保守治疗。但是，他连吃了三个月中药，肿瘤不仅未治好，还有所发展。于是再次住进医院，决定立即施行手术。结果，手术非常成功，但胃的四分之三被切除。
胡厥老的儿子胡世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父亲在医院时总是说：再给我三年时间，我就完成任务了。而且先是不做手术，后来又坚决要做手术。当时我们都不解其意。后来帮父亲整理回忆录，才知道，原来他是计算着用三年时间就可以基本完成邓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了。”
胡子昂在会见后，立即奔忙于组织全国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在当年6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他联合82位工商界的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一方面为国家献策，另一方面发动各级民建、工商联为安置待业青年开展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三年时间内，民建、工商联在自身组织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自办、合办、协办了3300多家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名。
小平同志的会见，使荣毅仁感到知遇的满足，更感到一股巨大的推动力。经过反复考虑，并与工商界的一些老朋友商议，最后，他决定创办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人办，甚至少有人听说的国际信托投资企业。
会见后一个月，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荣老当选董事长兼总经理。小平同志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之后，荣毅仁和中信公司经历了姓“资”、姓“社”的困惑，经历了新旧体制冲撞的烦恼……但他们左突右冲，扎扎实实往前走，终于闯出了自己的路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
“火锅宴”后，古耕虞给自己的定位是：不能“唱”，只能“说”了。所谓“唱”，就是担任企业的实际领导职务。所谓“说”，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做调查研究，对发现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建议。
1980年，他就自己多年的老本行――猪鬃出口向有关部门进言：提高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家庭和农村社队承揽猪鬃加工。1981年，他提出发展长江航运的建议：为缓解运力紧张的矛盾，可允许交通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自行组织船队；“开放长江”，准许外国和港澳轮船公司进入长江各口岸装货，并在沿江口岸开办代理处。1984年，针对民生轮船公司和沿江一批集体所有制船队的诞生，他又指出，要保证这些船队能够得到像供应国营船队那样低价的柴油；他们与船舶公司签订的造船合同，也应得到国家银行的低息贷款。
几年下来，这些报告、建议、函件的底稿累积了厚厚一大摞。
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本不打算再担任企业的职务了，但天津工商界为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他还是欣然同意担任了董事长。
他还不辞辛劳，躬身参加人大、政协组织的视察。新时期天津的一些大工程，如引滦入津、整修海河公园等，他都到第一线去看过，而且询问得非常仔细。
1982年10月，他亲笔写下遗嘱，叮嘱身后不办丧事，不留骨灰。对于为数不算多的存款，他也决定全部上交国家，最后为经济建设出点力。1984年2月14日，周叔老与世长辞，遗嘱公诸报端：
“我平生无他长，只是不说假话，临终之时定能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赴(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
“存款五年定期一万元、国库券一万五仟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临终之时对历史的最后交代，也可算是对小平同志嘱托的最后回答吧。
(责任编辑：苏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