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人口发展战略　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一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人口发展角度，按照目前我国的平均世代间隔，40年相当于一代多人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一代多人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人口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地域空间分布格局明显改变，人口素质大幅提高。

　　

　　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平稳增长。1978年我国总人口9.6亿，2017年达到13.9亿，增加4.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40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9%，低于同期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年代看，我国人口增长经历了速度由快变慢，增量由大到小的渐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人口年均增长1555万人，90年代年均增长量降至1273万人，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00年代与10年代，人口年均增长量分别降至745万人和702万人。人口年均增速从70年代的1.9%，降至21世纪以来的0.6%，人口增速快速下降。我国人口增长形势的变化既是生育政策调节作用的体现，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背景下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

　　

　　（二）生育政策调整完善。

　　

　　40年来，我国人口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总量大幅上升。1978年，我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4亿人增长到9.6亿人，29年激增4.2亿人。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为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1978年将“国家提倡并推进计划生育”写入宪法，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思想、理论上阐述计划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政府成立了人口专门机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修改完善婚姻法等一系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措施迅速在全国铺开。

　　

　　经过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社会转型而来的生育观念转变，长期以来的高生育率水平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迅速回落，进入缓慢低增长期。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均发生转折性变化，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由数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挑战。新时期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因时而动，顺势而为，适时调整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看，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二孩比重也由“十二五”时期的40%增加到50%以上，显示生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优化人口结构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三）婚育观念深刻变革。

　　

　　4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从主要由政策驱动转变为主要由经济社会因素驱动。我国育龄妇女的婚育行为、生育孩次结构等发生了显著变化。

　　

　　育龄妇女婚育行为转变主要表现为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龄的推迟。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

　　

　　从生育的孩次分布看，近40年，妇女高孩次生育明显下降。从1982年到2017年，我国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30.3%下降到6.7%。2000年至2010年，我国一孩生育占比都保持在60%以上。2017年新一轮政策调整以后一孩生育占比有所下降，但低孩次生育已成主流选择。总体来看，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观念转变，使得“少生优生”成为多数人的自愿选择。

　　

　　（四）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较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发展走过了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完成了快速的人口转变。

　　

　　建国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出生率直到1970年仍在30‰以上。建国以后至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人口增长模式呈现明显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特点。此后，在生育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增长模式快速转变。198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降至18.2‰，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2001年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始终在13‰以下，死亡率保持在7‰左右，人口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长时间维持低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二、从管控限制到有序流动，人口流动塑造活力中国

　　

　　（一）人口流动日趋活跃。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人口现象和社会经济现象，受多种因素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迎来规模庞大，以人口由乡村向城镇、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为主的特征鲜明的人口流动大潮。

　　

　　受经济发展、社会环境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流动人口相对较少。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有流动人口[1]657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7%。改革开放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来到城镇，成为流动人口，投入到城镇建设和发展的热潮中。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人口流动进入历史上罕见的活跃期。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亿人，而仅10年以后的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21亿人，10年时间增长1亿多人。反映在地区分布上，流动人口主要流向东部地区，城市群逐渐成为流动人口集聚的主要空间形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三大城市群聚集了多数流动人口。

　　

　　2010年至2014年流动人口总量以年均800万的速度增长，2014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53亿人，占总人口的18.5%，约每5个人中有1个流动人口。顺应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与社会发展的需求，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统一城乡户口登记，为流动人口进城落户提供便利，强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创造人人平等发展的机会。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8%，流动人口规模依然可观，人口流动趋势依然明显。

　　

　　（二）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过程。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000年增至36.2%，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2017年达到58.5%，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吸纳了大量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改善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二五”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工作，把握我国城镇化发展新形势，将城镇化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实施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2013年12月，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出部署。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五大发展目标。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人人公平发展的机会，让居民生活得舒心。

　　

　　经过几年努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显现。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加速发展，2010年至2017年，东部、东北地区城镇化率年均分别提高1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均提高1.5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居民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十二五”以来，累计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260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700多万户。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

　　

　　逐步解决常住城镇外来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在要求。为更好促进城镇外来流动人口融入城镇，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提出2020年实现1亿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并制定一系列举措着力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以后，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改革意见和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部委制定《推进“三个1亿人”城镇化实施方案》，各地纷纷制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目标。绝大多数城市放宽落户限制，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覆盖，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性并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落地，提高了新市民融入城市的能力，加快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城乡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三、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高素质人才提升综合国力

　　

　　（一）国民文化素质稳步提升。

　　

　　40年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1982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为10.9%，2017年，占比提高到35.0%，并呈现稳步提升趋势，尤其是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不足1%上升至2017年的15.5%，而文盲人口的占比则由1982年的34.5%降至2017年的4.9%，下降了29.6个百分点。此外，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7年的9.3年，增幅将近80%。

　　

　　（二）劳动年龄人口资源丰富。

　　

　　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总量的巨大优势，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2年的56727万人增至2012年的峰值92198万人。之后，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但2017年仍达90199万人，保持在9亿以上的规模，劳动力资源绝对量依然庞大。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刚刚超过8年提高到2017年的10.5年，特别是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已达13.3年，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提供了坚实人力基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

　　

　　（三）人口健康水平逐步提高。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健康公平不断改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先进医疗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投入力度加大，重大疾病防治成效显著。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和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平均预期寿命明显延长。婴儿死亡率从1982年的34.7‰，下降到2017年的6.8‰。孕产妇死亡率从1991年的80/10万，下降到2017年的19.6/10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上升到2017年的76.7岁，不到40年时间提高了将近10岁。

　　

　　4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压力缓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人口发展已进入重要转折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时期人口发展，多措并举应对阻碍人口均衡发展的矛盾问题，鼓励人口按政策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时期，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每一位华夏儿女，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注：[1]1982年人口普查时界定流动人口的时间跨度为“一年”，1995年及以后的1%人口抽样调查和普查，界定人口流动的时间跨度调整为“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