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而实施的有预谋、有计划的严重侵略步骤，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和标志，这是历史早已做出的定论。但是，在战后的历史研究中，日本一些右翼学者却公然歪曲事实，执意把它说成是“偶然事件”。对于“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的谬论，我国学者多年来一直进行着有力的批判，发表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七七事变”发生81周年的时候，继续研究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日本右翼学者歪曲事变历史事实的罪恶企图，对于澄清重大史实，还原历史真相，教育后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也谈几点看法。

　　

　　第一，要紧紧扣住战争性质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研究，旗帜鲜明地讲清“七七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制造的“事变”，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制造的“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必然性之产物。认真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略军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事变”，不断推进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的。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相继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开始对上海的侵略。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开始了名为“华北自治”、实为侵吞华北的新步骤。到“七七事变”前，日军已经进至北平附近，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国战争是铁了心的，“事变”只是它们根据需要随机制造的借口。从现象来看，这些“事变”的发生似乎是偶然的，但是我们只要抓住“事变”是日本在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在被它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发生的，且每次“事变”都成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借口并切实扩大了侵华战争，就可以看到“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当日本右翼学者同我们讨论“七七事变”是否“偶然事件”时，我们首先要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恣意妄为，早就打了“第一枪”，在战争性质属于侵略战争性质的基本前提下，讨论“七七事变”是否“偶然事件”毫无意义。

　　

　　第二，要紧紧抓住日本制定侵华战争妄图灭亡中国的罪恶战略，旗帜鲜明地揭露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制造“卢沟桥事件”只是日本实施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早在明治时期，日本统治集团为了谋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就逐步制定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东亚”的大陆政策。1923年在修改国防方针的基础上，日本即制定了以进攻中国东北、华中、华南为主要攻击方向的详尽的对华作战计划。1925年，日本制定的《大正十五年度作战计划》决定把海外用兵的重心放在中国，准备攻占中国腹心地区汉口，从军事上全面占领中国。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制定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总构想和总纲领。在此之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战略不断发展和完善。到1936年5月，日本已制定出全面侵华战争计划，把对华作战方针、原则与入侵战略方向，以及作战兵力编成和部署。军事和外交的配合，都谋划得十分具体和周密。在日本丧心病狂实施灭亡中国的大战略指导下，在日本侵略军逐步做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背景下，择机制造一个事变，寻找一个借口，就可以把全面侵华战争发动起来，这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真实背景，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要紧紧抓住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准备，旗帜鲜明地揭露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是蓄谋已久的严重侵略步骤，而决非“偶然”。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从1936年起，为了加快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步伐，日本即向中国华北大量增派兵力并加紧部署。至9月初，经过扩编由驻屯守备部队升级而成的执行战略性任务的野战兵团已强行进驻丰台、通县，并把作战前沿推进到北平近郊。与此同时，该日军野战兵团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年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时间由白天进行，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由空包弹射击发展到实弹射击。到10至11月训练进一步发展为以夺取卢沟桥和宛平城、最后攻击北平的步、骑、炮、坦联合演习。1937年3至6月，日本军部先后派出6批将校级军官，前往中国华北等地，进行战略侦察活动，为策划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5月至6月，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愈益频繁。这时在日本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中私下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今井武夫回忆录》）仅此简要回顾即十分清楚地说明，日本大举进攻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充分准备的，根本不存在“偶然”性问题。

　　

　　第四，要紧紧抓住日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举进攻中国的历史史实，旗帜鲜明地揭露日本右翼学者关于“卢沟桥事变”是“偶然事件，是妄图以虚伪的面目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历史史实表明，“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抓住时机，实施其对华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一方面以主要兵力向华北展开战略进攻，另一方面，分兵一部侵略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向华中发动了战略进攻。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卢沟桥事变”正式改称“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帝国会议，以开幕式的天皇敕语代替宣战昭书，内称：“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挥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9月20日，日军制定《作战计划大纲》，提出“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个方向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迫使敌人屈服的形势”，“以上海派遣军（以5个师团为基干）击败上海周围之敌”。这样，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先后以华北和华中为主要作战方向，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说“卢沟桥事变”是“偶然事件”是多么虚伪，历史史实早就打了“偶然事件”之说响亮的耳光。

　　

　　第五，要紧紧抓住日本右翼学者关于“卢沟桥事变”是“偶然事件”为日本右翼统治集团扩张目的丑恶咀脸，旗帜鲜明地揭露关于“卢沟桥事变”是“偶然事件”之说，是为日本右翼统治集团否定侵略战争历史、否认侵略战争罪行制造舆论。战后70多年来，在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否定侵略战争历史、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这一力量和思潮往往通过否定南京大屠杀等历史史实，来为侵略战争翻案。这其中就包括歪曲“卢沟桥事变”的历史真相，把一场精心策划、蓄谋已久、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揭开序幕的罪恶事件，轻描淡写地粉饰为“偶然事件”。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军队是战火的挑起者，日军反成为受害者。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是非，是可忍，孰不可忍！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说明：“卢沟桥事变”决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战略行动，是日本天皇、政府、财阀和军部的共同意志。正如日本人祢津正志所著的《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中指出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有关出兵、作战事宜，无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页）。

　　

　　（作者：牛力，原通信指挥学院教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已退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