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主席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引发广泛关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外国专家学者表示，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既有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民主协商，体现了广泛的参与性。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拓展。

　　

　　“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

　　

　　前不久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发言时称，中国的成功故事谁都知道，可是中国为什么那么成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回答上来。“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

　　

　　过去5年来，中国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紧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气水土污染防治等重大问题，提出提案29378件，经审查，立案23975件。截至今年2月20日，99％的提案已经办复。大多数提案的意见建议得到采纳或正在逐步落实中。“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有利于确保国家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有利于中国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中国业务总监贾韦德·阿赫塔尔认为，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让“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成为现实，通过这一方式，中国人民参与到国家治理进程中，为国家的进步与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最广泛民众的参与下不断自我完善，体现了该制度与时俱进的特点。

　　

　　泰国玛希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释元德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大优势是能够确保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广泛参与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能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习近平主席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这传递出中国共产党希望并愿意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而在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中，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执政党对于在野党和少数派的声音鲜有兴趣。”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方面集思广益，广泛听取最广大人民意见，有助于保持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决策科学民主，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共识有助于政策的落实。“美国的政客们因为被利益集团捆绑，其局限性十分明显。”

　　

　　“就像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灯塔一样，中国的榜样作用也可以成为促使西方国家回归善政基本原则的催化剂”

　　

　　新型政党制度新在哪里？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如今，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对传统政党感到失望，新的政党又没有执政经验，大多数只能靠喊口号、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来获得支持，不能实际解决问题。欧洲难民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削弱了老百姓对政党的信任感；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权力相互掣肘，导致政治效率低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对比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洛马诺夫的观点代表了许多外国专家学者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西方更有效率。

　　

　　2018年刚过去两个多月，因为联邦预算无法通过，美国政府已“关门”两次。至于政府关张给民众带来的不便，以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代表各种集团利益的议员们看来根本不值一提。1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在场两党人士截然不同的反应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告诉记者，当前西方民主的最大威胁在于以下这一点，即由于民主制度未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公众中出现了一种“去道德化”的政治趋势。在美国，被选上公职的政治人物让选民的利益服从于华尔街的大资本利益，“事实上，华尔街拥有决定谁能当选的力量”。大多数选民认为政府中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没有人为他们而战。因此，公众投票意愿不断下降，即使参加投票也更倾向于以反建制的抗议型思维做出选择，“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情况”。

　　

　　“自从‘历史终结论’提出以来，福山的预测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功——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在退缩，而是在崩溃，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琼斯认为，美国存在着一种金融寡头政治，金融寡头们“购买”和“出售”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需要大量资金才能开展活动。美国的“民主理想”仍然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

　　

　　在琼斯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运行的，减贫计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正因为如此，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获得了更好的稳定性。虽然西方也强调民众福祉，例如美国宪法序言写入了“增进全民福利”，但实际上这一点已经被遗忘。琼斯认为，“就像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灯塔一样，中国的榜样作用也可以成为促使西方国家回归这些善政基本原则的催化剂。”

　　

　　“西方国家的党派政治已经沦为一种权力博弈，多党竞争演变为相互争斗和彼此倾轧，政党之间缺乏共识，也不愿意寻求共识。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赢得选票盲目承诺，赢得选举后由于党派纷争而难以兑现诺言。在自利性制衡机制的作用下，西方政党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甘巴尔代拉告诉本报记者，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避免了无休无止的政党纷争，使整个国家更有凝聚力，也更有行动力。

　　

　　埃及资深媒体人萨伯利多次到过中国，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稳定，人民当家做主在这一政治制度中得到了充分和根本的保障。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成功、有效和充满活力的，并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在他看来，这一制度不但在中国有着成功的实践，而且为人类的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