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网讯  1937年11月8日,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在范长江的领导下,大批的左翼新闻工作者纷纷奔赴抗战前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地下党员,国民革命军第60军184师政训处干事张天虚在台儿庄抗日前线,创办了全国第一份由军人编辑油印的报纸《抗日军人》。张天虚既是军人,又是记者；既拿枪上阵杀敌,又提笔撰写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跟随60军驰骋抗日战场,撰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

　　护送聂耳骨灰回国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叫剑平,曾用名天虚、鹤、虹子、天山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在云南省呈贡县龙街。张天虚自幼聪颖,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4岁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张天虚在省立一中喜欢文学写作和编演话剧。省立一中组织晚会,常常邀请省立师范学校聂耳的小乐队参加。经过多次接触,志同道合的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聂耳于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3号。聂耳自幼酷爱音乐,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就组织了自己的小乐队经常在昆明的各个中学表演。同时,他又喜欢演话剧,扮演女主角玛丽亚,一时玛丽亚成了聂耳的代名词。张天虚和聂耳一同演出、聊天、游玩。聂耳的家住在昆明市里,张天虚经常到聂家,他那谦和大方、朴实坦率、活泼奔放的性格,给聂家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29年7月11日,昆明发生了一起由于军阀争权夺利而引发的“7·11”火药爆炸惨案,造成320余人死亡,重伤致残者579人,直接受害者320多户,1200余人。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地下党立即通过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济难会”,号召青年学生组织服务团深入灾区,抢险救灾。张天虚和聂耳都参加了“济难会”,积极参加救灾活动和演出,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捐钱捐物,救助灾民,护理受伤灾民,组织灾民子女入学,并以“青年服务团”和灾民的名义,在文庙街召开救灾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查清真相,惩办祸首,揭露反动当局企图把这件事的罪名转嫁给共产党的阴谋。反动当局对此恼羞成怒,大肆抓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鉴于昆明政治形势恶化,张天虚、聂耳于1930年夏、秋分别离滇前往上海。

　　张天虚到上海后,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在“飞行示威”中曾任过“左联”的领队。除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外,还用论文、散文、新诗、小说等各种形式进行文艺创作。193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期间,他曾到北平学“政治经济”,利用假期两次到浙江普陀旅游,并为《铁轮》创作采撷素材,回上海后,带病写出了47万字的《铁轮》巨著,郭沫若为其作序。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在香港编》一文中回忆道:“天虚是个青年作家,我认识他是由于他把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铁轮》给我看,那是1936年初,他刚从日本回国。我发现他是一个朝气蓬勃,很有才华的青年,就一直与他通信。”

　　聂耳到上海后先是当店员,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不久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戏剧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和百代公司工作,进行进步电影歌曲的作曲创作,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等三十多首不朽的爱国主义歌曲。

　　张天虚和聂耳同是革命文艺战士,又是云南同乡,飘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自然是时常来往,关系非同一般,特别亲密。张天虚在《忆聂耳》一文中说,1931年的一天,聂耳和郑一斋到平安旅店看访张天虚,张天虚把聂耳“抱摔在床上,极度的欢快压倒我们,除了疯狂的笑,什么话也不想说。”

　　由于张天虚在上海的活动受到特务的盯梢,为了逃避军阀当局的追捕,1935年3月,他被迫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一所学校读大学社会系。张天虚和聂耳虽然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但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信件往来从未间断过。1935年4月,聂耳也抵达东京。聂耳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张天虚的住所,老友异国相见,更是激动无比,他们住在一起,畅叙别情,交谈了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在张天虚的引荐下,聂耳应邀参加了杜宣主持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严肃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靡靡之音,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大路歌》等歌曲。根据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视察专员》,张天虚在剧中扮演邮政局长。张天虚还写过一些歌词,如《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请聂耳谱曲,在会上演奏。

　　聂耳应日本友人之邀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给聂耳送行,两人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开竟成了他们的诀别。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不幸在藤泽市海滨游泳时遇难。张天虚闻讯后,迅速赶赴现场料理后事。不料中国领事馆说聂耳没办过登记手续,不算中国留学生,拒绝认领尸体。张天虚又回东京与中国大使馆留日学生管理处交涉,该处的官员也不承认聂耳是留学生。张天虚气愤已极,和留学生们商量,准备到大使馆请愿。大使许世英怕事态扩大,影响他的乌纱帽,才通知有关人员出面认领并火化了聂耳遗体。

　　张天虚带着骨灰回到东京。东京“左联”支盟为扩大左翼文化影响,化悲痛为力量,发起组织了聂耳追悼会,在东京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撰写了挽联、诗歌、悼词。会上,由张天虚报告了聂耳的生平、革命业绩和所作出的贡献。1936年初,张天虚和郑子平把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存放在郑雨笙处。1937年8月由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带回昆明,骨灰在昆明西山安葬。张天虚在《聂耳论》中写道:“新兴乐坛是由他一手来奠定了初基。音乐、电影、戏剧合流巨浪的掀起,无疑地他是最得力之一人”,“独当一面的一代艺人,聂耳是当之无愧!”

　　毛泽东赠送钢笔留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成了当时最进步的政治中心,国统区的进步青年纷纷前往延安。这一年的春天,张天虚奔赴延安,参加了丁玲任主任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股长。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个综合性的文艺宣传团体,毛泽东曾先后几次找丁玲谈话。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你们在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对于毛泽东这些重要而具体的指示,丁玲都向团员们一一作了传达。西北战地服务团发布了行动纲领、成立宣言、通电等。

　　1937年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西战团出发抗日前线的晚会。毛泽东出席了这一晚会,并且首先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口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战,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抗战的胜利。丁玲在答词中说:“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丁玲代表西战团全体人员表达了共同的决心。欢送会之后,西战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的准备工作。在这40天内,他们积极排练了十几个独幕剧,此外还编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为了提炼宣传内容,他们还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再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张天虚潜心创作作品,突击编写了一些话剧。

　　在开往抗日前线的前夕,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张天虚创作了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丁玲在剧中扮演一个八路军政工人员,她平时的装扮就是八路军的服装,所以不需要特别化装,稍施粉墨就勇敢地上台了。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不请自到,由于来晚了,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就站在后台一侧观看,等这出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毛泽东看到丁玲尽心尽力的演出,一直为其鼓掌。丁玲表演完了,下台时看见毛泽东正站在戏台侧幕旁边,更觉得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却笑着对她说:“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当毛泽东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奖励。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荡荡、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徒步从延安出发,经延长县,东渡黄河,进入阎锡山统治的山西。途经山西的临汾、太原等地。一路上,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这支精干的队伍,顶着烈日,冒着严寒,爬行高山,趟过大河,克服各种困难,活跃在抗日前线。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有时则日夜兼程,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们利用山西村村都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宣传给群众。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都是迟迟不肯散去。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张天虚深入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写下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征途上》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

　　台儿庄战场上的“战地记者”

　　1938年4月,60军奉命参加台儿庄战役。184师师长张冲与政训处部主任张永和(中共地下党员)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多次与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秘密会晤。张冲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请求中共方面选派工作人员到184师工作,而且要云南籍人,以加强该师政治、军事力量。

　　经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延安联系后,抽调张天虚、周时英、薛子正、蒋南生、张子斋、尹冰等赴184师。在延安临行前,朱德教他们如何工作,如何团结抗日力量,并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他开展工作。

　　在184师驻地鸡公山,张天虚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张冲见面。初到之时,就做了些“交朋友”的活动,团结了一些进步抗日青年。他们教士兵唱抗战歌曲,丰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张冲师长决定在184师成立纠察队,由张致中任队长,张天虚、蒋南生、张子斋任干事。不久部队开往台儿庄前线,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周时英任书记,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组成政工队,掌握了该师的思想与宣传工作。

　　184师负责驻守台儿庄城寨,并在禹王山一线设立阵地,阻击向徐州进犯的日军。张天虚和战士们一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经常深入前沿阵地采访。184师师长张冲很喜欢张天虚,两人经常在师部促膝长谈。184师政训处创办了当时中国军队唯一的由军人办的油印报纸《抗日军人》,张天虚负责组稿、撰写、编辑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战地情况,很受官兵欢迎。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将书报送到前沿阵地,鼓舞士气。晚上则参与轮流值勤、巡逻,以防敌特的潜入破坏。

　　张天虚非常勤奋和勇敢,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壕采访战士,收集资料。张冲曾说:“天虚虽是捏笔杆子的,但打起仗来比我还英勇胆大”。张永和也说:“天虚无论行军还是驻防,抑或战斗间隙都坚持记笔记。禹王山战斗中,他是最勇敢的。”在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面对日军的坦克,毫不畏惧,抱起集束手榴弹,高喊着“活捉铁乌龟”,前仆后继向鬼子坦克冲去。张天虚被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在战壕里写下了战地报道《活捉铁乌龟》,发表在《抗日军人》上,使士兵们深受鼓舞。在禹王山争夺战中,184师的勇士们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夺回禹王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血流》。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除发表在《抗日军人》上外,还分别发表在《云南日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他还写下一些歌词,让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到前沿阵地演唱,鼓舞士气。歌中唱道:“运河河水清又清,千里平原好风光……运河河水红又红,千里平原起狼烟……麦子青青藏英豪,专打东洋兵。”

　　5月18日,60军奉命撤离禹王山,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在徐州附近整编时,184师整编为3个团,其他两个师各整编为1个团。60军的三个师中,184师伤亡是最轻的,中共地下组织在突围转移和频繁的战斗中,张天虚仍忘我地创作着,写下了许多血与火的篇章。如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的战地通讯《火网里》、发表在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的报告文学《杀过单城集》等。张天虚写道:“相信中华民族是会在艰难困苦和错误当中挣扎进步和健全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后来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和《火网里》两个集子,1939年6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突围后,张天虚跟随60军转战在安徽、河南、湖北,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武汉失守后,有人告发已升任第三军军长的张冲“通共”,张冲被解除兵权,回昆明“述职”。张天虚也被迫离开184师回到昆明。

　　1939年,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张天虚又到缅甸仰光参加当地华侨报纸《中国新报》的编辑工作,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郭沫若曾评价这一时期的张天虚说:“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亘月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1941年1月因病回国,　8月10日,张天虚因肺疾恶化,不幸在昆明去世。他在不足30岁的生命旅程中,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遗体在马仲明、蒋南生、宁坚等同志的努力和张冲的过问下,得以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两位战友加兄弟的革命志士,死后又相聚。

　　张天虚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卓越的,影响是深远的,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很高。战友张子斋曾在张天虚去世后写诗悼念:“三寸毛银万里行,刀枪林立气难平。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1943年3月,郭沫若为张天虚写了一篇长达五百多字的“墓志铭”,镌刻在张天虚圆柱形墓碑上。铭末附诗云:“西南二未来战士,聂耳天虚；金碧生辉,滇海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