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网讯  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举办的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日前在京举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以及林毅夫、钱颖一、张军、夏斌、白重恩、韦森、许小年等国内外经济学家共聚一堂，围绕中国经济学发展与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以下是部分学者的观点摘要。

林毅夫：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

经济学者在学习研究理论的时候，必须考虑这个理论到底是否适用于我们这种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条件肯定不一样，即使现象一样但是背后的道理也不一样。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在考虑改进，比如认为应该引进行为经济学的内容，但即使把这些内容引进去，也不见得拿到发展中国家就一定适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和决定因素跟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学家应沉下心来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如果仅按图索骥，就只会看到表面现象而抓不住真正的内涵。

从方法论上讲，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应抛弃发达国家现有的经验，以初生婴儿的眼光来看发生在中国的问题，然后按照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亚当·斯密的方法，研究问题的本质，这样做出来的理论才可能更接近现实。这样形成的理论，对了解问题出现的原因、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才会有更高的借鉴意义。此外，来自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借鉴作用，可能会比发达国家的理论更有价值。

张军：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需要更专业化

最近有人统计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论文，只有不到30%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换句话说，2/3的论文作者是在中国以外。这个现象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在理论方面做得还很不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当中，进步最快的是经验研究，理论研究仍然远远滞后，这大概与我们处在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当中，对政策的需求不断增长有很大的关系。不少从事经济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更多受到政策方面的引导，比较多地关注政策，比较多地关注经验研究，反而没有时间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化、模型化，进而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上作出很重要的贡献。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在中国必须要走向抽象，必须要走向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研究在中国还需要更加专业化，要有更多的人把经济学当成职业，而不是忙于做政策、做咨询，中国的理论研究者需要变得更单纯、更天真，能够基于经验观察写出最简单的、最抽象的理论。

许小年：经济学研究不能总是跟着潮流走

经济学研究应该保持独立性，不能够总是跟着潮流走。比如，现在主流经济学研究都是做模型，没有模型、没有数据就很难在学术期刊上发文章。仔细回顾一下，经济学说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大都没有模型，亚当·斯密没有模型，科斯没有模型……现在国外唯模型是从，没有数据和模型发不了文章。其实，在当代经济中，有很多重大问题是无法用数学模型描述的。例如创新，创新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是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原因就在于很难用动态模型来研究创新，你很难把熊彼特那套思想模型化。因为无法模型化，所以就发不了文章，发不了文章创新研究自然就很少。再比如国内比较关注的制度问题，在国外的主流经济学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制度与创新这样重要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得不到足够的反映，并非大家认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很难写出文章，很难在优秀的杂志上得到发表，因为没有模型、没有数据，最终现实的经济问题由于受到工具的限制被抛弃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学者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不能够简单地跟着潮流走。

钱颖一：正确理解经济学理论创新

中国的经济学者需要在经济学的创新方面作出贡献，经济学的创新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的描述，而是要基于深入的分析，不仅能够解释中国，也能够有一般性的意义。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是很难说服人的，过分强调中国的特点，反而会使中国的故事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特例，缺乏一般性。设想一下，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下才可以实现，那还有一般性吗？假如日本丰田管理经验要完全基于日本的特殊文化，比如武士道精神，那也就没有一般性了。但事实是，没有基督教文化，工业化、现代化也照样实现，没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管理也能适宜，这才是一般性理论的力量。理论的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是能否复制则取决于理论的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要想摆脱特例的困境，就必须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它应该是一个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