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会忘记国耻，也不会忘记日本鬼子是怎样糟蹋我们同胞的，有的事情可以忘记，有的绝对不行！”说起抗日战争那段历史，96岁的抗战老兵文振亚情绪有些激动，握着志愿者的手，一字一顿地说着，仿佛这一切就发生在昨日。
文振亚，出生于1919年，祖籍湖南会同，是宋朝末年爱国英雄文天祥的后代。自幼受父亲的教导，1939年正式参军入伍。1942年因故返乡，后出资顶办当时濒临破产的《西南日报》。解放后，到学校任教。如今，虽已96岁高龄，口齿依然清晰。家里墙壁上的戎装照与一身的儒雅气质，似乎已经在诉说那段弃笔从戎的抗战故事。
图为抗战老兵文振亚。中国青年网通讯员徐雅莹摄
“敌人来了，我怎么能不扛起刀枪奋战”
文振亚的父亲是一名军官，14岁参加县里考试，成为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秀才。1924年，因为得到北伐军24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提拔，接任唐部19师的参谋长。
文振亚的四姨之子梁陶与文振亚岳父粟沛胞弟、后来获授大将军衔的粟裕是湖南省立二师的同窗好友。1927年5月，国民党反革命势力发动“马日事变”，二人便逃到了文振亚家中，文振亚的母亲找出两件长衣马褂，叫二人换去了学生装，并为二人准备了午餐。餐后，文振亚的父亲为二人准备了80元光洋作路费，并用化名开了军用护照，以防途中的万一，帮助二人逃离长沙。
“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保卫国家，敌人来了，我怎么能不扛起刀枪奋战。”文振亚神情坚定，参军上战场的决定至今难忘。“只可惜我父亲去世的早，1928年，我爷爷和父亲相继作古。”
1933年，文振亚从高小毕业后，去长沙参加考试，继续学习。后来，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书，到初二便辍学了。1935年，南京一所由邵阳人熊冲开办的私立三民中学，来长沙招生，文振亚被破格录取。
本该继续读书的文振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一起，发生了转折。“我记得是1937年时候，国民党国防部向全国大中学校下了一纸通令：凡高中二年一期以上及大专学生，一律停课，集中军训。我在接到通知后，就和三民中学的同学们一道到孝陵卫集训总队报到，当时我被分配在二大队一中队，开始了学生集训。”
“我责任重大，每天要对周围的人进行授课”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有沦陷危险，文振亚随学校迁到了邵阳。1938年春节后，文振亚被分配到民众集训大队工作。
民训大队主要负责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我责任重大，每天要对大队周围居住的壮丁进行授课，如徒手训练、战地急救、防空引领、红歌训练等。”文振亚回忆道。
当时，在洪江做民训工作的人数并不多，有陈兴、戴世虎、文振亚、周汝聪、贺琼（女，革命烈士）、杨琼（女）、郭振和（女）、梁慧（女）。据文振亚回忆，陈兴是会同丰山乡人，当时省立桃园四中教员，被派到洪江民训大队担任指导员。担任大队长的是邵阳人戴世虎，国立蓝田师大学生。文振亚和周汝聪担任中队长，主持18岁至45岁壮丁的军事训练。几位女同学则负责做妇运工作，发动妇女参加抗日团体。
文振亚说，洪江民训大队部设在莲花地民生工厂内，当时民训队还专门设立了几处收容所，他负责炎黄宫地段，他每天清晨都要到莲花地集合，对居住该地和高坡宫这一保的壮丁进行徒手训练，夜晚则在歌诗坡下的炎皇宫教唱救亡歌曲和讲授战地救护、急救和防空常识。正是因为民训队的宣传工作，很多洪江青年才踊跃报名入伍，支援北上抗日、卫国救亡。
“我要到一线去，去一线打日本鬼子”
在民训队工作期间，文振亚看到经常有《新华日报》、《观察日报》、《抗战》、《群众》等刊物送来给周汝聪等看。当时，文振亚很是诧异，便询问周汝聪：“这些报纸哪里订阅的？多少钱一个月？”周汝聪回答他：“是赠阅的，你看就是。”由此，文振亚才开始接触进步书刊，逐渐才了解到贺琼等人是共产党员，才第一次了解到延安。
1938年秋天，民训工作结束，文振亚、杨琼一行乘船东上离开了洪江，贺琼、江仁杰继续留在洪江从事革命工作。然而，这却成为他们的诀别，贺琼壮烈牺牲了！每次回忆起这些，文振亚的神情异常凝重。
“我要到一线去，去一线打日本鬼子。”1939年2月，文振亚报名参军，投身一线抗战，受编于国民党70军107师3团1连。此时，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的赣北、湖北地区与日军第11军形成对峙，第19集团军在南昌北正面进行防御，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预备第9师在箬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并列展开。
3月17日，日军进攻吴城，南昌会战打响。“我们结束军干训后，同学们就直接赴沙场了。”文振亚回忆起当时同学们唱的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牵挂，总还有点留恋，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困难已经逼到眉尖，谁有心长期钻研。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后来得知，很多同学死在了战场上。我能活下来，是幸运者，但是上战场、拼刺刀，我毫不退缩。”文振亚说，“当兵，是我最重要的选择，我不后悔。”
文振亚在70军干训班时，由党支书郭超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文振亚因身份受到怀疑，被迫离开70军回乡避风。后因叛徒出卖、组织转移等，文振亚返乡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图为由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授予文振亚的抗日战争纪念绶带。中国青年网通讯员徐雅莹摄
“眼看乡亲们受蹂躏，真是寝食难安”
1944年下半年，日寇前锋进入雪峰山区，会同、洪江面临沦陷的威胁。在民众的支持下，文振亚担任中正镇镇长。在任职期间，他彻查了官员盗卖积谷、食盐事件。
当时，文振亚对欺压百姓的当地“恶霸”更加痛恨。“雪峰山会战开始后，县城东门外兵站，驻有号称‘诚决军’的一个连。名为支前，实则扰民。买东西不给钱，闯入民宅，强抢恶要，还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文振亚说道，“我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眼看着乡亲们如此受‘诚决军’蹂躏，真是寝食难安。”
于是，文振亚精心策划，带领民众一起与“城决军”作战。“农民们带着步枪、牛腿枪、鸟枪、大刀、梭标，个个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尤其在各拗口都架着一种叫‘过山乌’的土炮，里面装着很多铁砂，威力最大。”
文振亚带着农民们，冲进了县城，将城门关上把“城决军”挡在外面。文振亚登上城墙，发出总攻的枪声，农民和“城决军”便开始交火，枪弹从县长杨粹和兵站站长的头上飞过，吓得二人叫饶，这才熄火。杨粹便承诺严惩肇事的兵丁，保证“城决军”不再扰民，老百姓的太平日子也总算回来了。
“有理、有利、有节”，文振亚坚定党的政策与顽固派斗争的事，不久便传开了。
“不管教书，还是打仗，都是在做贡献”
1948年，文振亚得知洪江《西南日报》因经费奇缺而停刊、商会拟接办的消息后，便与1938年在洪江结识的同志商讨，同志们提出由文振亚出资顶办该报，大家共同参与协助。就这样，文振亚再一次做起了宣传工作。
1949年10月，洪江解放。文振亚出资顶办的《西南日报》改名《新华社电讯》继续出版，继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行数期后，文振亚将报社、印刷厂和人员全部移交人民政府。
此后，文振亚便转入教师行业，在常德师范学校任教。后主编《血沃江南》，写成自传《正气新歌》。“不管是教书，还是打仗，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我要把抗日战争的历史告诉我的学生，让他们好好学习，要让他们知道国家如今的和平离不开那些曾经血战沙场的军人。”（中国青年网实习记者刘凯通讯员陶莉萍吴楠楠徐雅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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