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抗日战争持续了8年，失去了2000多万人，而当时中国人口总数为4.4亿，也就是说在8年抗战中，中国损失了约1/20的人口。死于战乱的人以士兵和普通百姓居多，但由于战乱破坏了正常生活而引发忧愤病逝的文化界著名人士，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列出一长串：留在沦陷的北平，为保晚节郁悒致病逝去的钱玄同；为躲避日寇，在流浪中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贫病而亡的朱生豪；客死香港的文化界泰斗蔡元培；写出大量抗日歌曲、病死在狭促生存环境中的音乐家黄自；在迎接光明的日子里不幸病逝的出版家邹韬奋……

为宣传抗日捐躯的王礼锡

　　做过记者和编辑的作家王礼锡，于1931年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编《读书杂志》。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王礼锡与丁玲等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有100多名作家、学者。

　　1933年，王礼锡与妻子陆晶清去了欧洲。这期间，他出版了《海外杂笔》《海外二笔》等文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礼锡在国外积极揭露日寇的侵华暴行，宣传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1938年12月，王礼锡夫妇回到中国，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1月，王礼锡到达重庆，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负责文协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6月，文协组织了作家战地访问团，推举王礼锡为团长，北上前线访问。访问团于1939年6月18日离开重庆，奔赴抗日前线，途经川、陕、豫、晋等省，历时半年。

　　王礼锡从出发那天起就写日记，详记作家访问团的活动和他自己的生活。然而，王礼锡的日记只写到8月12日就中断了。到洛阳后，在紧张又劳累的行军生活中，他终于病倒了，最后因黄疸病在洛阳逝世，终年39岁。

　　关于王礼锡在访问团的工作，与他相熟的人写下了不少感人的回忆文字，真实记录了这个不知疲倦的汉子的生活状况。他们在被称为“黄河屏障”的中条山里艰辛跋涉，日子过得极度紧张、艰难，但也很愉快。那时正是酷暑时节，他们不断地行军，不断地开会讲演、访问、搜集材料，还有必不可少的应酬。当然，作为团长的王礼锡比别人更为繁忙、紧张，但是不管白天怎样紧张地工作，到晚上休息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写他的“笔征日记”,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就这样，为大家所敬爱的团长终于吃不消而病倒了。

在重庆大轰炸中罹难的孙寒冰

　　在日寇侵华战争中，惨死在敌人炮火中的国人多得难以数计，这其中就包括1940年在重庆大轰炸中死难的、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师生。文化界著名人士、复旦大学教务长、《文摘》杂志主持人孙寒冰，就是在这次大轰炸中罹难的。

　　担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孙寒冰，当时正办着一份影响巨大的《文摘》杂志。1937年，孙寒冰在阅读英文《亚西亚》月刊时，发现了斯诺执笔写的《毛泽东自传》，他便让学生译出全文，他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后，在《文摘》上连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孙寒冰常说：“文人上不得前线杀敌，办一个刊物来向日寇作战。”

　　1940年5月27日8时许，北碚警报台发出空袭警报，孙寒冰立即组织师生疏散隐蔽。日机向复旦校园里投弹，又用机关枪扫射，孙寒冰被炸身亡。1941年8月1日，复旦大学竖起了一块“复旦师生罹难和孙寒冰墓”,碑文中有“呜呼，惨遭寇弹，哀同国殇，全校师生，悲愤无极，将何以益自淬励我为文化工作之创造精神乎？抑何以益自坚强我为民族生存之战斗意志乎？是则吾辈后死者之责己”之句。

惨遭杀害的抗日文化志士：杨荫榆 郁华 郁达夫

　　抗战期间，日伪还用各种手段残酷杀害了一些知名的抗日文化志士，仅我们所知的就有：

　　1938年1月1日，居住在苏州的原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因多次当面斥责日军奸淫掳掠的罪行，被两个日本兵枪杀，抛入河中。

　　1938年4月7日，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庐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在上海静安寺路大华路口遭暗杀。

　　1939年11月23日，曾判处杀害刘湛恩凶手死刑的法学家郁华在上海自家门口被汪伪特务狙击而死。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之死。他是我们迄今所知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日寇残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难（失踪）的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周之后了。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重要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一名主将，鲁迅的好友，是一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战士。

　　1938年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发表《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12月8日，郁达夫携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此后，郁达夫一直在海外活动。在海外流亡期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亡，发表了大量文章。

　　1941年12月8日，日机突然轰炸新加坡，新加坡遂掀起了抗敌的群众运动热潮。文艺界同仁迅即成立了星洲（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战时工作团的主要工作是开办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和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等，进行抗敌宣传。为了一心一意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把13岁的儿子郁飞托朋友转道送回国内，为的是再无后顾之忧。

　　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属小岛--达峇来吉星汶。他拎了两只手提箱，对同伴们苦笑着说：“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3万卷书！”他开始蓄须，学习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5月的一天，郁达夫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雅，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会面，讨论如何在这个没有日本驻军的地方隐蔽下来，各找职业做掩护。此后，郁达夫化名赵廉，租了一幢荷兰人的别墅住下来。他在这里开起了赵豫记酒厂，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他们以此做掩护，潜伏下来暗暗做抗日工作。

　　郁达夫能讲一口纯正的日语，常常同日本宪兵周旋，来保护华侨和印尼人。终于熬到日本投降了，郁达夫很高兴，但他还是很谨慎，很少外出。不料在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正在家中和3位华侨闲谈，来了个讲印尼语的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但此后就再也没回来。他神秘地失踪了。后来，朋友们获悉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荒野中或是被推下万丈悬崖而身亡，殉难时仅50岁。

　　据《人民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