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两三亿进城农民工开始返乡，形成天文数字的中国春运人流。城市居民生活的不便也马上显现：最先是快递停止收件，然后是小饭馆关门，一些低端服务业也接近停摆。这是一个老话题，但话题愈“老”，愈显人心的沉重。

共识性的解决之道是让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提法在社会上讨论了一二十年之久，但进展缓慢。很多地方愿意给农民工一个新称谓，比如称他们为外来务工人员、新市民，甚至宣布取消城乡户籍差别，但始终不见农民工被赋予平等市民待遇。像北京、上海等地市民公开反对给予外来打工者市民待遇，一些城市政府实际上是在拖延打工者的市民化进程。

“拖延”的根子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其中有若干观念误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说，广东省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平均成本是8万/人到12万/人；南京去年一项官方研究显示，当地农民工变成市民成本超过27万。这样的市民化成本，有些农民工承担得起，有些承担不起，关键是政府通常要承担一半责任，而少见地方政府有此意愿。

农民工进城工作，他们就是城市纳税人。他们在生产、消费等诸领域向国家和城市纳税，但是，通常他们没有享受到充分公共服务，并且城市政府无需向他们退税。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做法不道德、不公平。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向外籍人士提供超国民待遇，却很少有农民工被当作市民对待。从根本上说，这不符合宪法原则。

如果社会愿意就此争论不休，这种争论可以无穷无尽，持续到好多年以后。不想争论也很容易，那就是由政府下政治决断，将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个老毛病快刀斩乱麻，一了百了。很多问题需要当机立断，政府需要快刀斩乱麻。

农民工变成市民当然有成本，但关键是我们怎么来算这笔账，如果唯利是图目光短浅者只看到要花钱，自然就看不到背后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继续拒绝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乍看少了许多麻烦，但其实也给城市制造了很多麻烦。这是一种消极的做法，城市很可能失去了发展的机遇和活力。

城市日新月异，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但灯红酒绿很少属于他们。北京常住人口达2151.6万，其中外来人口386.6万，北京收了这些外来人口的税费，再去改善户籍人口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老实说，这是一种利益抽取，不公平。有关统计部门经常将外来人口计入城市化人口中，但考虑到他们的边缘地位，其实有名无实。

问题到了改变的时候了。让农民工市民化，是两三亿农民工该得的东西，合情合理合法。拖着不办，可以省下一点福利开支，但会继续在困局中困守。如果我们自信一些，大胆地把权利还给农民工，结果会怎样？天无绝人之路。农民工是中国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给他们权利，政府其实会得到加倍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