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会议上，委员们指出了“农转城”推进中的问题，由于“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致使基层在工作中弄虚作假、随意扩大转户对象范围。有的地方将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户成建制地转为城镇户口，转户农民没有城镇固定住所，工作人员便将县政府办公大楼作为上万人的落户地址。大量已转户的人口享受不到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以及获得就业机会，这些转户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

近年以来，全国很多地方鼓励农民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而各地政府的目的则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政府是为帮助地方的房地产业发展，也有的地方是为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而云南省一些地方的做法显然十分激进。研究报告显示，过往云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数平均为每年13万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496万，是政策实施前20多倍。全国城市化率每年平均递增约1%，作为非农产业欠发达省份，1年要达到5%的城市化率提升幅度，是很困难的事情。

把“农转城”变成一项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其实已经没有了意义。“数字城镇化”只会带来“空心城镇化”。早在2014年7月，国务院已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按这个意见，我国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在制度上将不再区别，户籍管理的“二元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个规定，按理说，靠“转户口”大跃进来提升城市化率指标的做法，理应被摈弃。

当然，从现行体制看，今后的人口户籍还有一个“转”的问题，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转非”，而可能是变更户籍登记地。然而，这样的变更在国内许多大城市依然困难。

不过，支撑我国取消“农转非”壁垒的制度框架已经形成。2014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此前国务院还颁布了逐步归并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养老保险与医保有了统一的制度，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在国家体制上就没有了重要差别，因为历史原因留给农民的“补贴”权利以及生育权利，都已经不是影响农民迁徙的重要难题。至于城乡基础设施的差异以及城市间的差异，当然会长期存在，有的差异永远不会消除。正因为如此，人口流动现象才会长期存在。我们要根除的是“农转非”这样的人口流动难题。

提高城市化率应该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随着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的人口规模还会扩张。但对人口的迁移，各级政府都不能拔苗助长，要给居民以自由迁徙的权利，像有些地方那样，用行政力量强力推动的城镇化，不仅使农民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而且还会给今后的社会管理留下许多隐患。据悉，云南方面未来将纠正“农转城”的误区，取消转户计划任务，这是正确的，作为政府部门，只需要创造出保障权利平等，有利于居民就业与生活的城乡制度环境，如此顺势而为，方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