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反转之争，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挺转者和决策者意识到转基因需要民意支持，但都不愿意或无力组织公平、公正的讨论、辩论和科学的民意调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发布会介绍我国今年粮食生产形势等有关情况，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公众接受程度在转基因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不能等到公众100%都举双手赞成才去发展转基因。
　　
　　黄大昉的发言坦率地承认了一个问题：尽管科研人员在转基因的推广上做好了技术准备，但还需要说服公众。因为，作出推广转基因的决策，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面临风险，所以种植转基因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作物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就牵涉风险决策的几个要素，其中一个重要要素是，让他人（公众）接受决策者（有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人）的决策。
　　
　　要作出风险决策，应先进行民意调查。黄大昉说不能等100%的公众赞成，但他没有说要等多少人赞成才发展转基因，估计应当是大多数公众赞成，至少应该有51%的被调查者赞成，才能推广转基因吧。不过，迄今为止，没听说国家或有关机构进行过这方面的民意调查，说服公众的工作远没有完成。
　　
　　在此，不妨借鉴和学学美国的科学家——刚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的前一天，美国科学家就经过辩论，说服了一部分公众赞成发展转基因。
　　
　　北京时间12月4日，美国纽约智慧广场举行了一场关于转基因的辩论赛，主办方是辩论节目美国“智慧广场”，论战双方均是挺转界和反转界的权威人士。挺转方用了三大理由来说服公众。一是转基因作物已在美国食品体系中安全生产、食用了近20年，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对人体健康有任何危害和风险；二是转基因作物对农民和环境均有利；三是转基因能帮助作物抵御病虫害、抗旱以及增加营养，从而保证粮食供应安全。
　　
　　反转方的三大理由是，目前的监管制度尚不能充分证实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转基因作物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目前全球的粮食产量已经足够但仍有人在忍饥挨饿，这是政治原因导致的，把解决饥饿问题的希望放到基因工程，会让人们不再关注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场的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在辩论结束前后有戏剧性的转变。赛前的统计显示，在座听众32%挺转，38%反转，剩下的未表态。在两个多小时的辩论结束后，主办方再次统计，挺转比例已达60%，而反转比例为31%。主办方宣布挺转派获胜。不过，这仅仅是在场听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也意味着，参与并聆听了这次科学辩论的人被挺转派说服了。如果按照简单多数的民意，也意味着决策者可以根据此次民意作出在美国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决策，包括在美国人的主粮小麦中发展转基因。
　　
　　然而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还有一个更重要和更有戏剧性的结果——主办方同时在其官网发起“是否支持转基因”的在线投票，目前的结果是，挺转者占49%，反转者占51%，而且该投票还在持续进行。
　　
　　如果按照网络投票的结果，发展转基因不符合多数民意，那么，是否就能据此作出否定转基因的决策呢？显然问题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此前美国只有一些非食用作物和辅粮作物推广了转基因，而主粮并没有实行转基因。这表明，美国一方面是尊重民意，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民意之外的因素来决策。
　　
　　抛开转基因决策的其他因素，仅就民意决策而言，目前的美国民意还是大部分人反对转基因的，这也许是为何美国主粮还未推行转基因，以及一些州规定必须对转基因贴上标签的重要原因之一。难道转基因就不该和不能在美国推广了吗？也不是的。事情也很简单，那就继续对公众做说服工作，直到有大量的科学事实和结果说服大部分公众，转基因的推广才能水到渠成。
　　
　　反观国内的挺转和反转之争，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挺转者和决策者意识到转基因需要民意支持，但都不愿意或无力组织公平、公正的讨论、辩论和科学的民意调查。无论是挺转还是反转的科学家、研究人员，都不便或不敢公开进行挺转或反转的科学传播，他们的理由是，不敢说话，怕被汹涌的民意淹没。到底要不要发展转基因？如果不能发展，有没有更充分过硬的理由？如果要发展，又该如何趋利避害？诸如此类问题，如果得不到充分的讨论、辩论和博弈，挺转和反转双方都不能说服公众，那么转基因问题永远都只能是一盆“糨糊”，怪谁？怨谁？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