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的《郑州晚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调查报道《衡水中学：“高考梦工厂”里的孩子们》，披露并质疑该校的管理、“教育”方式以及学生的不满。

这是一篇可能挨耳刮子的报道。11月3日，教育界著名学者杨东平发表了一篇博文《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杨东平表达了他的一贯态度，即主张教育公平，反对扼杀学生个性、“分数唯一”的办学理念，否定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超级中学”的办学模式。11月5日，衡水中学官网发表了署名为学生家长胡子宏的文章，标题是《杨东平要是衡中校长，就该给他几个耳刮子》。

杨东平撰文质问胡子宏及衡水中学：“为何如此暴戾？”胡子宏回应：《我为什么要给杨东平几个耳刮子》，4记耳刮子，每一个耳刮子都陈述了理由。郑州晚报的记者当然也在吃耳刮子之列。

胡文的核心价值观是：“你们的理论，只是忧国忧民，站高看远，但对我们的孩子的生存提供不了一点实打实的帮助，那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给你们耳刮子。衡中再不好，它让我们的孩子考了个好些的大学……你要是当校长，你设想得再辉煌，你能保证我们的孩子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吗？我看够呛，我看就该打你耳刮子。”

典型的“有奶便是娘”。你不能给我奶，就没有资格评说我的奶娘。那么，衡水中学是一杯什么奶？奶源是怎么来的？这类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能力刻意打造的超级中学，被允许违规在全省范围内“掐尖”，把成绩最好的一批学生录取进来，集中当地最好的教育资源，用杀鸡取卵的管理方式，打造出一个“高考梦工厂”。当超级中学在炫耀自己辉煌的高考成绩的时候，那些被掐了尖、招不到好生源的校长们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吞，各种奖励、晋升的机会就少得可怜。超级中学炫耀升学率，其实是在炫耀权力垄断下的特殊地位。

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本已不够公平，一个地方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被集中到超级中学后，加剧了这种不公平，在其他学校就读的农村孩子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杨东平否定超级中学，当然要得罪不公平的受益者。

胡文力挺了衡水中学前校长李金池。但是，《郑州晚报》报道说，李金池离开衡中后坦承，当时搞的是题海战术，拼学生、拼老师，“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有些老师甚至体罚学生，采用棍棒教育，学生累得发昏，老师累得吐血。李校长是不是也该挨耳刮子呢？一名女生对《郑州晚报》记者说：“在衡中生活了3个月，才明白什么是人间炼狱。”衡水中学学生因不堪巨大成绩压力而出事，这是屡有报道的。按照胡文的观点，严格管理能磨练意志，出事的学生、说该校是炼狱的学生，都是意志薄弱者，被竞争所淘汰是正常的。

打个比方，衡水中学其实是不合理的教育体制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助纣为虐”者。但是，胡文的逻辑是，既然有这个“纣”的存在，“助纣为虐”就是合理的，反对“助纣为虐”就该吃耳刮子。这也是很多人为不合理的事物辩护时采取的逻辑。

“助纣为虐”者为什么被一些人如此力挺呢？难道有人喜欢受虐？一些受虐者只有依靠这个“助纣为虐”者，自己的孩子才能考上大学。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四个人被歹徒绑架为人质，但后来歹徒没杀他们，甚至还表现出一点仁慈。他们觉得是歹徒让他们活下来，对歹徒充满了感激，并拒绝政府的营救，事后也拒绝出庭作证——暴虐超过临界点，被受虐者接受为正常、合理的经历。被绑架的经历，让他忘记了未被绑架时所享受的自由与幸福，把免遭杀害当作是最大的幸福，失去了追求更合理的生活所必须的想像力和认识、思考能力。

衡水中学高考的成功，已经让家长和学生陷入到了这样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