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诉讼法》（简称行诉法）在颁布25年来作出首次修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还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做出新规，旨在消除民告官的“难”。这“药”到底是否对症、剂量如何、疗效怎样？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4日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负责人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法律专家，就此接受记者采访。与会者一致认为，摆脱地方干预，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司法体制改革。
　　
　　“民告官”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众所周知。但报道中给出的两个数据，还是让人触目惊心。其一是，数据显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即被告的败诉率一直很低：10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其二是，行政诉讼的上诉率最高，申请再审率也是最高，大概是民事和刑事的6倍和8倍，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行政案件件件上诉。
　　
　　原因何在？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的话说，“民告官”官司十打九输，有法院自身的原因，也有老百姓“不会告”的原因，但最突出的，还是目前审判体制不配套、不适应，“现行体制下，人民法院受制于地方。”与此同时，老百姓很难相信法院会“顶住压力”，为民主持公道。“这是司法公信力的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行政诉讼法》此番进行了大修：受案范围扩大，明令行政机关“别插手”，民告官“上提一级”管辖，行政机关须有人应诉，不执行直接罚负责人等。
　　
　　以此而言，《行政诉讼法》修法为“民告官”撑腰，一方面固然是为常态化解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民与官之间的纠纷、矛盾，是为确保司法的中立与独立、逐步修复司法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用修法的方式更多保护公众基本权利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多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更多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让“善治”真正落地。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法后，能否被不折不扣地贯彻和实施，是对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被告的行政机关的考验。比如，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明确“民告官”案“上提一级”管辖，理论而言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案件被干扰、插手的可能，但一些案件审理过程中，权力之手“无所不用其极”跨地域打招呼、走关系并能成功的事实告诉我们，要想彻底杜绝“民告官”案件中权力的魅影，必要的配套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比如进一步强化责任制、纳入常态考核等，必须走在前面。
　　
　　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显示，1990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91万多件，年均83168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比例不超过2%。不难想见的是，如果每一起“民告官”案件，都能倒逼权力运行更趋规范与阳光的目的，修法后的《行政诉讼法》在现实施行中所能起到的积极效用，“能量”满满，不容低估。加之其他层面更为纵深的司法体制改革能被迅捷、有力地推进，良法推动善治的愿景必能早日到来。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