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开启的现行《刑法》第九次大修，各界讨论已有不少展开。据《南方周末》总结，此次修正案的内容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特点，即“死刑罪名少了，犯罪类型多了”。本次刑法修改，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多项犯罪拟废除死刑，这是2011年13个非暴力罪名废除死刑之后又一次成批量限制死刑适用的立法努力，而且出现了“非致命的、发案率比较少的暴力犯罪”取消死刑的情况。
　　
　　刑法修改朝着“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进步，刑法适用同样须谨守和谨记，刑法本身作为“最严厉处罚手段”的这一角色定位。
　　
　　本轮刑法修改，一方面是“死刑罪名少了”，另一方面则是“犯罪类型多了”，据南周报道梳理，在新增的犯罪类型中，有十余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范畴。扰乱公共秩序罪(主要扩展到信息网络领域)和妨害司法罪的范围都有扩大，有些增加的犯罪类型，则是为了衔接劳教制度的废除。围绕这一方面，执法部门与法学界有不少讨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对相关互联网立法，认为“苛以过高的责任，恐怕会抑制行业活力，有违社会整体利益”。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认为，“(扰乱法庭秩序罪修改部分)对于律师，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行业内的管理手段来解决，运用刑法当慎重”、“对于原来劳教处理的一些行为，是否纳入刑法要经过慎重筛选，不能作为主要渠道”。事实上劳教制度废止之后的法律衔接，不独是刑法的使命，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对社会成员不同类型行为的法律评价，尤其需要引入法定程序、处罚程度以及社会成本等多种维度。
　　
　　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各方研讨，尤其在适用刑法与否的判断上，须要特别注意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坚持。刑法谦抑性是指，刑法应根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其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其基本立场在于，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尽可能不使用刑罚手段。法律的制定者，尤其是刑事法律的制定者从一开始就知道且时刻谨记，刑法是现有法律体系中最严厉的处罚手段，非不得已(即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违法行为时)则尽可能控制使用。这不仅体现了刑法的最严厉与惩罚的最终性，而且也符合法律体系由轻到重、循序渐进的结构特点。
　　
　　关于刑法谦抑性的讨论，从法学学理到立法实践，并不乏相关的例证，以此次刑法修正案讨论为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多项立法(主要是入刑)动议所进行的讨论，都有贯彻、实践刑法谦抑性的表现，有人大代表建议“开车玩手机入刑”、代考入刑，执法机关亦因执法便利、权力扩张等考量附议入刑主张，但同时也不乏人大代表多次提出相关入刑建议“重不重”的疑问———究竟是适用行政处罚，还是以入刑来解决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近些年来，法律万能(尤其是刑法万能)主义的想法较为契合忧心于社会治理难题的相关人士，呼吁立法、甚至入刑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思路。
　　
　　事实上，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之一，从来都以守护社会的底线为己任，更何况刑法这样的最严厉法律手段，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路径。在解释和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法律手段(尤其是刑法手段)的运用，需要严格谨守渐进与层次，在人大立法讨论过程中，越来越多出现关于“重不重”的疑虑与提问，不仅可贵，而且值得坚守，这同时也是立法理性与刑罚审慎的必须———为社会守好底线，护持法治根本，需要事无巨细，因为兹事体大。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