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信用是本，信任是枝，有这样三者，才会结出信仰的果实。因此，解决法与信的关系诚然要建立法律信仰，但功夫却是在诚信、信用、信任的根本和枝干上。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20-23日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为呼应这次会议，新华社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一个调查报道，报道中介绍一位原市委书记在任职期间，有人想让他干预一起法院审理的案件，他回复说法院独立审案子，自己无权干预，请托人拍着桌子吼道：“全市都归你管，法院还能不听你的？”这位原市委书记说自己当时后背发凉，“你说要搞法治，但别人却不信。”这一事例涉及到了法与信的关系问题。
　　
　　法与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属于一个启蒙式话题，然而，这一启蒙式话题过于简单化，被归结为了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并不错，法治社会是建立在对法律的信仰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局限为推动法律信仰，在中国社会就很容易出现偏差。就信仰本身的逻辑来说，信仰者理应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但是落实到实际，就会变成对民众的单方面信仰要求，也即对法律信仰的提倡主要成了要求民众服从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信仰法律替换为了服从法律，然而，服从属于行为，并非精神性的心悦诚服。信仰导致服从，但服从并不等于信仰，这是当下社会始终难以确立法律信仰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会混淆信仰与服从呢？这是因为不知道信仰自有其前提，这个前提是诚信、信用、信任，也即，一个“信”字包括诚信、信用、信任和信仰四个方面，如果没有诚信、信用、信任，也就不会有信仰。
　　
　　诚信和信用属于信之根本的两翼。法律的诚信又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以具有实在性的事实而不是主观性的判断为立法、司法、执法的依据，二是立法、司法、执法的公开。前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做得不好，以刑法论，充斥着主观性的立法、司法、执法行为，比如文字狱即是典型。后一方面古人做得较好，尽管立法在朝廷，但司法、执法一直能广而告之，当代则还在努力追求。信用是不能行则不立，立则必行，也即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当代立法充斥着不能执行的条款，能执行的条款在司法、执法中也未必执行，其中的意识一是装门面，二是置法律于权力之下，三是司法变通。司法变通虽然能获得一时效果，但对于法律信用而言则危害极大。诚信和信用这根本的两翼虚弱，所以中国社会自古对于法律的信仰就难以真正确立，在古代导致的后果是惧法，而不是信法。
　　
　　尽管诚信和信用虚弱，但中国古代始终以信任给予弥补，将此视作立法、司法、执法的生命所在。信任就是不疑，做到民众绝对相信公布的法律，相信司法、执法一定会依法办事。商鞅变法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商鞅通过立木和惩处太子确立起民众对法令的信任。商鞅的精义在当代似乎已经被忽视，当代是要求民众信任法律，可以称之为令民信，商鞅则属于使民信。令民信的特点是责任在民，使民信的特点则是责任在我，也即信任法律的责任在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民众对法律是否信任的本质，实际就是是否信任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这是无法强迫的，强迫的结果只能做到令民惧而已。因此，关键在于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只有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做到遵从法律，民众才会相信法律。在信任法律方面，中国古代即使到清末还依然在争取，比如著名的杨乃武小白菜平反的故事。
　　
　　诚信、信用是本，信任是枝，有这样三者，才会结出信仰的果实。因此，解决法与信的关系诚然要建立法律信仰，但功夫却是在诚信、信用、信任的根本和枝干上。在根本的两翼诚信和信用上，暂时恐怕很难有多少作为，但就如古代中国那样，至少可以在信任这一枝干上做出文章，从而将依法治国往前推进一步。比如就司法应该遵循的法条原则来说，宪法为根本法，上位法必须高于下位法，既不是所有的法条都具有相同的效力，更不可以用下位法修改、解释上位法。比如就前述报道原市委书记所遇事例来说，目前解释市委书记不能干预法院根本不符合事实，不会获得社会信任，但即使干预，也必须严格遵从法条，却是眼前就可以努力办到的。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