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2014年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研讨会上,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指出，环保系统要加快推进配套立法和制度建设。为此，潘岳提出了9个环境法制研讨题目。潘副部长提出的九问，直指目前中国环境污染的深层次问题，极具针对性和前瞻性。

例如，对“新型环境污染问题是否有预研预判和应对策略”这一问，不禁让人联想到近些年来暴露出的沙漠排污、深海排污等新型环境污染，这些污染远未引起重视，甚至有些地方还将其作为先进治污经验。例如，“如何通过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促使排污企业从被动应付监管到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这一问，提出了改革目前环境监管模式的方向，环境监管，不应只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推动企业排污信息公开，才能形成全民参与的局面。

这其中，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是否应将一些与人体健康相关的指标尽快纳入减排指标体系”这一问，它点出了目前环境污染治理和民众生命健康脱节的现状。

长期以来，一提到环境治理，相关的数据和表述往往是宏大的，例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和氨氮排放量减低了多少吨，多少个污染工厂被关停整改，多少条河流水质改善，等等。尽管这些数据看起来很“美”，民众从中获益多少难以定量考查。

一些地方的环境治理捷报频传，却不能阻止癌症村的蔓延，一些地方的污染工厂屡屡被处罚整改，但仍然酿成了频发的血铅事件，一些地方的河流治理成绩斐然，但民众连在这些河流中游泳都是种奢望，以至于许多人邀请市长下河游泳。

我们不否认，地方环境治理与污染减排要着眼大局，着重关注一些重大污染减排数据，但同时环境治理与污染减排也要关注现实中的人，把减少污染对公民健康的损害变成减排的重要一环。应当看到，环境治理与污染减排的最终目标，是民众的健康福祉，治理和减排的效果如何，数字可能会造假，但民众的身体不会说谎，一个地方民众的健康指标，往往是当地环境治理成效的最直接反映。如果一个地方一方面渲染自己的治污减排成绩，一方面民众健康指标却在下降，显然不合逻辑。

加强环保执法，就需要污染排放与当地民众健康损害建立因果关系。哪个地方出现了癌症村，其背后有无污染企业，需要彻查清楚。当然，更理想的状态是建立系统的人体健康与环境污染排污的预警信息图。比如，有关方面已经在开发中国癌症信息地图，根据这个地图让全面公民健康指标与环境污染之间建立关联。把健康指标也纳入污染减排，理当成为环境监管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