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天水少年帖案引来密集关注。事发甘肃天水张家川，16岁初中生杨某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该案得到法律界乃至社会各界的热议，所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罪与非罪，涉案具体情节、相关法律的执行尺度，甚至波及事发地政府、官员情况等。而日前，杨某的代理律师更是在当地陷入无法正常行使会见权的窘境。据新华社昨日晚间消息，甘肃警方“鉴于杨某系未成年人以及归案后的悔罪表现”，决定撤销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拘留。
　　
　　从大动干戈的刑事立案，到深夜撤案处理，天水少年帖案耐人寻味。甘肃警方称，撤销刑事案件原因乃鉴于“杨某系未成年人以及归案后的悔罪表现”。然刑诉法对“撤销案件”的情形却表述为“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回溯本案个中情况，刑事案件侦办过程的律师参与，所遭遇的困境，并非孤例，值得再讨论。
　　
　　律师会见权，为刑诉法所明文保障，但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下，律师执业长期受到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困扰。在此期间，虽经律师法、刑诉法修改，文本层面的进步意义被屡屡提及，但实务层面依然不容乐观。不独天水少年帖案，近来多名律师均不约而同为“会见难”所困扰。
　　
　　现行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相关证件、法律文书会见在押当事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这一被认为旨在充分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于具体执行层面却存在“下有对策”的诸般可能。看守所往往对律师会见百般不配合，罔顾“应当及时安排”的规定，而抓住“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的底线性要求，将律师会见的安排极尽拖延、非难。
　　
　　刑诉法并未对一般案件的律师会见权设置前置批准程序，只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案件的律师会见给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而且即便是上述三类案件，《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还进行了“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这两种情形的限缩，除此之外并不能限制律师会见权的依法行使。但包括天水少年帖案在内的多起热点案件，所涉罪名并不在刑诉法须经侦查机关批准的范畴，但看守所却径自设置报侦查机关批准的门槛，最终导致律师会见权得不到(或很难得到)充分行使。
　　
　　更何况，甘肃天水涉案嫌疑人杨某，为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刑诉法明确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在进行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然而目前看到的情况却是律师会见得不到回应，各种推脱的理由，甚至罔顾法律的明文要求。人民网刊发法律专家观点认为，天水少年帖案“不管其构不构成犯罪，目前都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强制羁押”。
　　
　　保障律师会见(以及随后的阅卷乃至庭上辩护等)，是在从根本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不法侵害，更是在与侦控审各方协力确保刑事案件的侦办，能够尽最大可能循着法定程序推进，不产生冤假错案。现代刑法遵奉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公民未经法院宣判不得被认为有罪，对其合法诉讼权利的保障，只会有助于侦控审各方依法行使职权，而非相反。
　　
　　值得追问的是，一些刑事案件的侦办机关百般阻挠律师依法行使职权，甚至不惜扭曲法律规定、钻法律的空子，究竟是基于怎样的利害考量？现行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已经确立“不轻信口供”的标准，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并会见当事人，同时也在客观上起到监督侦查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作用。已经披露、查实的刑事错案，不乏因侦查权得不到监督与限制，令无辜公民蒙冤、且案件关键证据灭失的教训。
　　
　　原本毋庸置疑的常识性道理，现在却需要反复讲，苦口婆心，而且存在说了白说的尴尬。“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可谓道尽了程序正义的可贵。阻挠律师会见，置侦查权于缺乏监督之境地，此种践踏法治原则的行为，绝非法治社会所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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