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一众所周知的民谚，在人类社会的语境中，强调的是基因的重要性，更泛指家族势力对于后代的影响能力。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一群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研究人员，就试图通过实证的手段来考察中国大学生就业之后的情况，其中也包括针对官员子女和其他人群子女毕业起薪的调查。

 

　　以2010届毕业生为调查对象的统计数据显示，以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官员的学生作为调查样本，符合标准的占到样本总量的14%，在和有着相同家庭结构、个人能力和大学经历的同学相比，他们毕业时的起薪要高出大约15%。

 

　　很显然，从判断的方向上看，这一统计结果非常符合公众的现有认知。在公众的意识中，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圈，官员特殊的地位造就了他的亲戚、子女都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这一事实。因此，官员子女在大学毕业后获得更高的起薪，绝非让人感到意外。相反，有不少人可能会认为“15%”这样一个数据存在偏低之嫌，且几乎可以断定的是，这部分人群的感受恐怕主要来自自身相对狭隘的生活经验，而非严谨的科学统计。

 

　　个人的经验性感受与科学统计结果之间的差别，并非值得大书特书之事。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尽管扫荡了很多传统社会的观念，但在信奉“官本位”这一点上，却没有出现明显的传承断裂。“官本位”这一毁誉参半的观念，从晚清到民国，并经历1949年之后的历次运动，再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始终保持着它顽强的生命力。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何在近些年会出现近乎疯狂的“考公大军”这样令人震撼的独特社会景观。

 

　　当然，正如该项调研的主持人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李宏彬所言，“一种纯粹的‘官员升水’在中国社会的确存在”。“官员升水”即官员家庭的确可能因为一些自身的特性，而带给子女在就业上额外的收益。这种特性不是指官员通过权力寻租而得到的特殊资源，而是官员本身在家庭教育上可能存在理念更先进、信息更广泛、重视程度更高等因素。所以，不问青红皂白，不问具体情况，单纯地指责某个官员子女起薪高是因为官员父母使用不当关系促成，都属于鲁莽行为。

 

　　不过，该项调研在承认存在“官员升水”现象的同时，也指出了：当研究者们控制了父母户口、学历等变量之后，“官员子女”的身份对起薪的影响基本没有减弱；而在控制父母其他方面的特征，尤其是收入之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甚至更强了。由此不难看出，在对官员子女的影响因素中，政治资本相对于户口、学历和收入有着明显的重要性。而有必要交代的是，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作为一种强大的解释工具，在解释政治资本具体如何起作用方面，却存在不能回避的败笔。因为在不规范的中国政治领域，官员们如何使用政治资本是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于了解具体的过程是于事无补的。

 

　　所以，无论是日常的经验感知，还是严谨的科学统计，都将官员子女毕业起薪较高的一部分原因指向“政治资本”。而在中国，政治资本在具体运作时的不为人知，则必然无法让人们想当然地赋予其道德上的正当性。因此，面对这样一份调查报告，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认知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对于官员子女起薪高的原因总结应该报以更复杂的视角；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官员的“政治资本”在子女就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一现象的坐实，应该值得全社会去警惕——— 至少是在确保年轻人的起点公平和捍卫社会阶层的有效流动上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