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有尊严的社会
每辆车120万元的投资，即使比以前少赚，车轮也得转着。朱凤鹏也在转。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全国各地。
第一站是北京。2009年春节刚过，朱凤鹏就带上公司最熟悉业务、最懂法律的员工，到交通运输部反映情况。
到北京之前，他做了充分准备，找到3份文件。一份是国标，一份是《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以及《关于印发贯彻实施紧急会议纪要的通知》。
后两份文件，就是朱凤鹏常挂在嘴边的“2号部令”和“紧急会议纪要”。
这3份文件对朱凤鹏采用的新车型，都有明确规定。“按照规定，我的新车和老车一样，都能拉43吨。收费站按超限收费，完全站不住脚。”朱凤鹏说。
到北京后，交通运输部的门卫不让他进去。他就每天守在交通运输部门口，想来一个“拦轿告状”。春节后的北京，天寒地冻，这个西南汉子冻得浑身发抖，每天都裹着厚厚的棉袄。中午他们轮流在小饭馆吃饭，以免“错过领导”。
终于在几天后，站岗的武警小战士偷偷将朱凤鹏放进交通运输部大院。小战士还给他指点，找哪个人最管用。
按照小战士的指点，朱凤鹏顺利找到交通运输部公路司的领导。他问对方，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站不按标准收费。
“领导一点脾气也没有，耐心地听我说。”朱凤鹏回忆说，“领导也真当回事，说会给我一个答复，还说以后来了直接找他就行。”
9月下旬，当他第8次到交通运输部时，朱凤鹏拿到了刚刚发布的交通运输部（2009）527号文件。这份文件，日后成为他相当重要的一个“武器”。
这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治理车辆非法超限运输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像朱凤鹏这样的新车型，实施计重收费时，应按国家标准予以认定。
朱凤鹏只上过小学二年级，不认识多少字，只能流利书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在听同行者一字一句念出这份文件后，他“像小孩一样跳起来”。
回到公司后，他复印了很多份文件，分发到每个驾驶员手中。员工们还记得，在公司会议上，老板经常喊：“我们胜利了！”
可事实证明，这个曾经的军人低估了眼前的困难。直到现在，仍有一些地方的交通部门，不认可527号文件。
当年国庆节一过，朱凤鹏又转起来。他带着自己的员工，带上4份文件，驱车到一些省份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拜码头”。
这是朱凤鹏的第一次。他是云南昭通人，在玉溪市做公司10多年，他从不拜访当地政要，不在酒店宴请别人。他也不认识几个当地领导。即使像红塔集团当年的风云人物褚时健，他也只是把对方请到办公室，在几张办公桌上吃饭。
他的办公室门时常敞着，勤杂工进来，他也会递根烟。很多员工，甚至可以和他对骂。骂完即忘，第二天仍是嘻嘻哈哈。
这个腰缠万贯的老板满口脏话，经常在说话中自称“老子”。“老子不求人。”他经常这样说。
但是这一次不同。为了让自己的车辆能有个平等待遇，他破例宴请他人吃饭。有时，他还说一些恭维话。
在他的努力下，有几个省份，比如云南、广西等地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的人，表示以后收费，按照527号文件执行。但更多的省份并不买账，依旧对他的新型车按29吨的最大限值计重收费。
“对有些地方，交通运输部的文件就像一堆废纸。”朱凤鹏有些沮丧。
无奈之下，他决定在湖北省采取“过激”行动。
当时，湖北是朱凤鹏的车辆经常路过的一个地方。无论向东、向南或向北，湖北是必经之地。2010年3月，他在疏通湖北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无望的情况下，召集滞留在湖北的公司车辆，并做好标语，准备在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一天，堵死收费站，以引起该省相关部门重视。
他策划的行动，引起外界的关注。在新华社记者的努力下，湖北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认同了朱凤鹏的请求。朱凤鹏也放弃了自己的行动。
“这不是我想做的，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有尊严的社会。”他说。
货车穿行在中国各地，却像穿行于一个个“规则各不相同”的国家
朱凤鹏在各地“拜码头”之时，也一直在寻求各种资源，试图突破困境。
为此，他找到老朋友、法律工作者张晓岩。张晓岩从事法律工作20余年，在认真分析朱凤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后，提出了走法律程序的建议。
“告他们去，我们胜算很大。害怕的是他们。”张晓岩说。
朱凤鹏当即答应，并以“公司最高工资”聘请张为公司办公室主任、法律顾问，全权处理公司过路费及罚款事务。
就在朱凤鹏策划湖北堵路的同时，张晓岩准备材料，写好诉状，就湖南省枣木铺收费站多收取公司一辆车过路费一事，将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告上法庭。当年3月29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诉讼事由为，该管理局下属的枣木铺收费站，其收费识别系统，能识别公司超宽轮胎车辆，但多收取公司一辆车600元过路费。
没想到，这头刚递交诉状，那头电话就追来了。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希望能双方商谈。
2010年5月，朱凤鹏和张晓岩赶到长沙市。10日，双方在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办公大楼达成一致协议。达成和解的协议内容为，枣木铺收费站多收过路费的行为，为个别收费人员操作不当。
高速公路管理局承诺，日后将严格按照（2009）527号文件执行收费标准。“若再出现由于收费员操作不当引起的多收费现象，乙方将及时妥善解决相关问题”。乙方即管理局。朱凤鹏方则承诺，和解协议生效后，即刻到法院撤诉。
当天上午，双方签署《和解协议》。下午，张晓岩到法院撤诉。
首战告捷，朱凤鹏美美地请张晓岩喝了一次酒。张晓岩也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诉讼之路。正如他以前形成的一个感觉一样，货车穿行在中国各地，却像穿行于一个个“规则各不相同”的国家。而现在，他一个个省份要求落实527号文件，也像是在一个个国家间进行。
在递交诉状的同时，他也会寄给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首战告捷的《和解协议》。另外，他还动员生产挂车的厂商，向各省区市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邮寄反映材料。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希望收费站收费时，执行527号文件。
很多地方，张晓岩一把材料寄过去，对方就希望和他商谈。渐渐地，不少省份的高速管理部门表示，以后按527号文件计重收费。
但也有一些意外。比如，某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在向省交通厅的请示报告中写道，一直没收到527号文件。请示报告的落款为2010年4月12日，而527号文件的发布日期为2009年9月27日。
“将近半年时间，一份关键文件都收不到，实在不可理解。”张晓岩忿忿地说，“给车主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
他还发现，超宽胎车辆早在2000年就已被国家认可，但10多年后，一些收费站还没有相应的收费识别系统。对方甚至和张晓岩商量，能不能用手写票据。
到2010年底，除很少地方外，朱凤鹏的新型车基本解决了过路费问题。
尽管结局令张晓岩满意，但这个法律工作者却不无担忧：“一项政令，通过一家公司走法律程序推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更可悲的是，还有几个地方根本就不认可这项政令。”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