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近年政府从“造城运动”赚土地差价30万亿
吴敬琏在高层论坛上发言
被看做房地产市场绝对利好的城镇化，在接下来将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决，部分专家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给出答案。
让城镇化本身规律发挥作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现状是，在城市中生活的1 .6亿多农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属于半城市化状态。另外，由于城镇化都是在原地扩大城市规模，造成布局混乱，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此外，由于多为摊大饼式布局，直接或间接造成交通拥挤、房价过高、污染加重等问题。
“推进城镇化要走符合规律的城镇化道路，让城镇化本身规律发挥作用。”杨伟民表示，过去城镇化主要是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提出的，所以提出重点发展小城镇，后来发现农民工并没有按照政策走，而是按照就业岗位走的，地方政府也没有重点开发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的地卖不出价钱。今后要避免提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口号，而是让城市化本身的规律发挥作用。
在体制方面，政府应破旧立新，破去过去二元结构的旧体制，建设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的体制，包括财政、财税体制、公共服务等等。
要选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杨伟民表示，农民工问题不是一两天形成，而是十几年甚至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涉及面广，如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或者说给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制造一些难题。比如说住房问题，北京、上海、深圳都是农民工最多的城市，房价也最高，保障房需要最多，但是这些地方开发强度比较高，已经超过了50%，如果继续摊大饼，未来这些地区的生态特别是环境改善很难实现。
杨伟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路径一种是把1.63亿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一揽子解决，还有一种路径是解决完教育问题再解决社保问题。“如果是这种路径，可能面临一些难题，例如学校数量，教师人员数量，另外，如果教师都来城市，那么农村孩子的教育又是问题，因此，教育导向的城市化，不可持续。”
杨伟民说，另外一种思路是逐步放开。如“开闸放水”一年进几百万，最后两亿多人，最终慢慢都进入到城中落户，这也是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这两种方式都在进行探索。
“在土改、户改之外，应改变以行政区为界，画地为牢的方式。”杨伟民表示，现在每个市、镇都有房地产的项目，需要到处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到处都要修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但是我们的国土空间非常少，只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是平原，而我们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今后的农田无法保障，生态环境无法保障。”因此，应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要求建设大的城市群，走集约和紧凑的城市化的道路。
“现在很多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前提，所以先搞工业，划了一大片区是工业开发区，然后是招商引资，结果投产了产能过剩。”杨伟民指出，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很多地方的规划，都是希望能吸引别的地方的人来，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不应干预城镇化自身的过程，政府的工作就是把体制、政策和机制调整到位。
造城运动赚土地差价30万亿“旧型城镇化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近年来政府从征购价格和土地批租价格间所赚差价最低估计30万亿。
吴敬琏指出，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因此，在政府征地过程中，农民不愿用征购价格卖给政府。
“农民土地私有化是指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不能忽视农民的土地权利。”吴敬琏表示，例如深圳是土地稀缺的城市，如果把城中村利用起来，土地将会充足。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分割的产权制度，就造成农民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因此，现阶段深圳正试点，做一些产权安排，以共赢的模式开发城中村，建成商业地产或给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所用的住宅区。
中国城镇化土地改革“两步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中国城镇化面临众多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由于农村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土地数量固定，而集体又是不固定的，因此，会面临土地产生的利益一直在分配、重新分配等问题。”
因此，对于中国城镇化的下一步改革，应在土地国有化的同时，进行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进行改革两步走，以避免城镇化成为新一波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郑永年表示，“把土改作为突破口，在补偿后对土地使用权进行私有化、家庭化，释放中国大量劳动力。”
“中国梦很大一方面是居者有其屋，中国如果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可以换来20年到30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那个时候，中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收入国家水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会自然消失，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就会面临很多无穷的问题。”郑永年说。
城镇化的核心：如何看待红利与福利住建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倪虹认为，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时期谁能走得好，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强国，如果走得不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城镇化的核心是处理好红利和福利的关系。“我们都想获得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和发展的红利，但是中国的文化是舍得并存，在想得到的时候必须要先舍，就是给这些人的福利是不是给到了一个合理的标准。给到了，可持续。给不到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给过了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债务危机。”
因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借鉴前人走过的路，用现代科技和我们的智慧共同努力，使中国的城镇化走得健康，使中国为世界做出新贡献。记者 梁倩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