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一项公共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最终将政策的善意化为美好的现实。鉴于泽及对象之特殊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应该以便民作为第一价值追求。

　　根据中国政府网1日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我国将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救助在中国境内发生急重危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

　　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随着全民医保的普及、大病医保的建立，“病有所医”已显雏形。但还不够，留有“死角”，其中，依附在身份或户籍上的常态医疗保障，难以保障到特殊或紧急状况：“无钱病人”及“无主病人”。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制度的出台，满足这两部分人的医疗需求，补上医保的“短板”，让“病有所医”不留“死角”。

　　推出一项公共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最终将政策的善意化为美好的现实。若给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作一个前瞻性预测，恐怕不容乐观。仅以资金来源与使用，就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依方案所示，基金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投入和社会各界捐助。公共财政投入一要有钱二要愿意，两者缺一不可，而真正两者皆备的地方又有多少？有的“不差钱”，但缺“心眼”，有的正好相反。至于慈善捐助，爱心与资源都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就目前的诚信水平，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能得到公众多大程度的信任与支持，不太好说；基金使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道德风险的控制，如何确保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用得其所，发挥最佳效益，而不被病人或医疗机构冒领、滥用，仍待细节跟进。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定下由政府主导的调子，其优势在于强化各级政府在“病有所医”的责任，通过政策供给、制度安排、财政支持，确保疾病应急救助制度能够较为全面、迅速、平稳地铺开。事情的另一面，对于医疗这种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尤其是糅进慈善元素的疾病应急救助体系，由政府全面主导，不可避免存在诸多问题。譬如，由卫生部门主管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如何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政府与市场都难以独力解决的情形下，许多具体的、琐碎的事务不妨交给“第三方”——社会组织去完成。实践证明，束缚较少、机制灵活、效率较高的慈善组织，无论在善款筹措，还是款项管理，都有着行政机构不可比拟的优势，应当用他们所长，替政府分忧，为社会服务。

　　鉴于泽及对象之特殊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应该以便民作为第一价值追求。它的存在，目的就是让那些处于紧急、无助状态下的重病人及时得到“救命钱”，因此，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申领、审批必须是灵活的、快捷的、高效的。假如，还是按部就班、不能越雷池一步，它的意义就将大打折扣。是以，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制度要与普通医保制度在救助对象、疾病范围、申请条件、审批时效等等上有不同的程序设计，以满足它的特殊性要求。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