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张北京大学校长省亲的照片在互联网络上流传。大庭广众之下,这位年过花甲的校长抱着自己白发苍苍的母亲痛哭流涕,周围的群众表情各异,有的拍手,有的窃窃私语。一些评论者认为,以如此煽情的方式传播孝道,用心可谓良苦。但也有一些评论者认为,这种近乎于表演的做法,令人感到矫情无比。一些新闻评论者主张不要使用语言暴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也有一些新闻评论者认为,公众人物行为检点才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公信力,这种近乎于表演的做法,非但不能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反而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

　　坦率地说,以如此率性的表达展现自己对母亲的爱,的确令人感到瞠目。不过,笔者认为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以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深沉的爱。北京大学校长这样做无可厚非,尽管他是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可能会因为公众的知情权而受到抑制。北京大学校长回乡探亲,本来是私人的行为,但因为北京大学校长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才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校长在家乡的一举一动,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同时也具有社会公益的属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对北京大学校长的言行评头论足。

　　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不因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受到特殊保护,只因法律特殊规定而受到保护。换句话说,除非法律特别规定任何人不得损害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否则,公众有权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公众人物的信息,并且对公众人物的言行发表评论。举例来说,人们不能登堂入室,在北京大学校长的家中刺探他的个人隐私,因为这是一种侵犯公民住宅权利的不法行为；人们也不能通过非法的途径获得北京大学校长的电子信息,因为这是侵犯公民通信秘密的行为。北京大学校长在公开场所的言行,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人们对北京大学校长的行为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能因这是北京大学校长的个人隐私而被否定。

　　最近一段时间,在公众人物隐私问题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言论。一些学者认为,公众人物个人隐私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如果从一般逻辑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所谓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是否受到保护,或者说公众人物是否拥有隐私权,只能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换句话说,在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典型的“法定主义”,司法机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多少自由裁量权,公众人物也不能因为自己的隐私被揭露,而在主张民事权利的过程中随意地解释个人隐私保护的范围。公众人物并非没有个人隐私,但是,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权必须有明确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没有作出相反的规定,那么,公众就可以采用合法的手段刺探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

　　当前在娱乐界有所谓偷拍现象,一些记者为了刺探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不惜损害公众人物的通信自由和住宅保护权利。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侵犯个人隐私权案件的时候,毫无例外地都从保护个人隐私权角度出发,追究相关记者的民事侵权责任。当然,一些公众人物之所以不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新闻记者的侵权责任,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得不偿失,如果新闻记者联合抵制,那么,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将会大为降低,他们因成为公众人物而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将会化为乌有。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只要不牵涉社会公共利益,就应该受到有效的保护,只有在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需要牺牲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时候,公众的隐私权才会受到部分约束。这种观点被称作社会公共利益连接说。其核心意义就在于,如果公众人物的言行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牵涉,那么,就应该充分保护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权。换句话说,公众人物的言行除非牵扯到社会公共利益,否则,不应随意牺牲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权。

　　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来看似乎有道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得到有效的检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北京大学校长在公共场合表达对母亲的爱,在客观上起到了弘扬中国传统孝道的效果。既然如此,难道说北京大学校长在公共场合的言行,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吗?

　　当前我国民事法律科学的研究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不仅导致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理论研究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影响我国民事法律科学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而且使我国的民事司法行为变得十分困难。正是这些不着边际的理论,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很难找到可靠的理论逻辑。我国的司法机关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摆脱理论界一些想当然的理论体系,真正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在司法实践中科学处理类似案例。(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