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温县警车遇交通事故见死不救开溜》帖子在网络流传。温县公安局回应称，当事民警因要到广东出差办案，又现场观察两名伤者肢体反应明显，所以未予救助即离开现场。目前已对当事民警记大过处理，辞退涉事协警。（5月18日《河南商报》）

　　即便有了官方回应，诸多细节迄今仍是谜团：譬如当事网友表示“多次拨打110无人接听”，是否真有此事，又或者报警系统是否存在疏漏，无从得知；譬如当事警察以“我们是温县的”为由拒绝救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官方回应增加了两个前提，一是确定“已打110报警和120救护”，又现场观察过两名伤者肢体反应明显，二是“要立即到广东出差办案”——但“管辖说”是不是拒绝救治的主因，未可知晓。

　　无论如何，放任公民处于危险境地而疏于救治职责，是无可置喙的事实。而事实席卷起的公权作为之疑，可能比拒绝救治本身更让人心冷。

　　“着急办案”的警察不论是否在其辖区之内，在遇到民众有生命危险的情况时，都应伸出援手，这也是公职人员最基本的要求。

　　《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可见，及时施救是无条件的且不得推诿的。“着急办案”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牵强的理由，更何况，办什么样的案比救护生命更重要呢？

　　但从法律责任上来说，《人民警察法》尽管规定了警察救助公民危难的职责，但并未规定警察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这一职责的法律责任。

　　虽然对警察见死不救追究刑责，早有司法判例，但仅是个案。1999年5月12日，河南省项城市新桥派出所副所长赵绍光路遇车祸，见死不救，致使一名伤者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这起案例的判决并不具有可复制性。

　　在现实中，也仅有个别见伤不救的警察因伤者死亡、媒体曝光等原因被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眼下，当事民警也仅以记大过处理，辞退涉事协警。正是法律责任的低风险纵容了一些警察见伤不救的侥幸心理，也让部分警察的职责意识模糊或丢失。

　　法律上的职务责任守住了对生命敬畏的底线，社会与公众的道德逻辑才不至于处于“缺氧”状态。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