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郁闷”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无助”、“委屈”、“迷茫”、“痛苦”……统统可以用它来代言。类似“今天，你郁闷吗？”已不算是一句矫情的关切语，而是真切体察心灵的细心触摸。其实，“郁闷”如何定义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想过，但“郁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每个人心里却都是清楚的，而且可能还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郁闷的中国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中，著名作家梁晓声正是把“郁闷”当作母题进行书写和探讨。同以往“年代断想”、“知青文学”等题材有所不同，梁晓声此次不再是以“愤懑”为情绪主线，而是通过广袤的社会风景和丰富的社会情绪样本，从历史的纵深出发，探究“郁闷”之成因，问诊社会之病相，从而揭示集体“心理裂变”的现状。

　　众所周知，大学教师与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的“双重身份”，使得梁晓声经常在校园内外就社会现象与学生和公众进行对话，还常常应邀至各省市与公务员对话，交流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而他所接受的大多数提问，内容都能很容易地归结为两个字——“郁闷”。因此，他对“郁闷”的关注和研究也就更为深入：工作压力大、物价攀升快、食物有毒、环境污染、人情冷漠、诚信缺失……凡此种种，纠结于心，人们难免就“郁闷”了。除了这些大家已近乎“麻木”的郁闷现象外，作者还从历史沿革、社会变迁角度切入，层层剖析探究“郁闷”产生的根源，并且细致地具体到每一个社会阶层，对人们的处境与特定的郁闷情绪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字里行间灌注着满腔深沉的“劝世”、“醒世”、“忧世”之心。全书最后，作者更专辟一章“寻找世纪良方”，积极寻求解除郁闷的方法——虽然未必人人认同，但是绝对诚意十足。

　　在当下社会，总有一种力量令不少人欲哭无泪、愁肠百结、五味杂陈，倒不是因为人们太过脆弱，而是生命太过卑微，很多时候抵挡不住那些没有“底线”和不顾“道德”力量的冲击与绑架。从某种意义而言，“郁闷”对于中国人既是一种困扰，又蕴含着契机。诚如《郁闷的中国人》开篇所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人们郁闷于时代，可又不得不适应五花八门的时代规则。被两种力量（自我、社会）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摆脱“郁闷”，需要精神的药方，梁晓声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要务，在于改变当今社会“文化缺席”的现状。

　　学术上的“文化求解”很多时候让人觉得宛如一个“箩筐”，什么都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里装，没有什么分类和新意。对此，许多人往往不以为然。尽管所谓文化决定论是一种被频繁述及的方法，但人们却始终没能学会运用文化力量把很多难题处理和解决好。不过，从鲁迅的小说《药》开始，许多作家一直在尝试和寻找用文化去影响我们的民族和未来——这将是漫长的文化任务，也应是作家们必须担负的责任。阅读梁晓声的《郁闷的中国人》，很容易让人们想起青年作家张一一的《带三只眼看国人》以及当年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虽然动辄拿“中国人”说事，似乎抹杀了每个人的不同个性，也有些无视当下被世人热捧的价值多元，但中国人的确有太多的共同属性，除了天然的，还有那些社会赋予我们的。

　　事实上，解决“郁闷”、“丑陋”，乃至“国民性反思”的最终落点，很大程度上也都要归于文化。更何况社会与经济的制度解决，也离不开文化的驱动。于是，把“文化缺席”当做国人的“郁闷”之根，无疑也是理性的。譬如，现在很多人对国内文学现状不满意，现实主义题材的缺失，恰是当代文学写作的一大“郁闷”；人们对国产电视剧、电影感到失望；更有人觉得中国动漫“只知道复制，没有创新”……说到底也是因为文化失去了应有的尝试、创新和活力。潘启雯  原题：除了天然的，还有社会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