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身旁，从未离开——四位老人讲述雷锋和雷锋离开的日子

　　新华网北京２月２4日电(记者张汨汨、王天德)他们的人生景致不同，却或多或少都与“雷锋”这个名字交织在一起。他们是历史特殊的见证者，与这位影响了整个中国的人物一道，用一生的时间追寻着那个永恒的疑问——

　　人这一生，来过，路过，留下什么？

　　这个问题，千千万万人问过。２２岁的雷锋也问过。

　　战友乔安山：我愿做大哥那样的“傻子”

　　７１岁的乔安山如今住在抚顺市一套宽敞的房子里，不是当初跑运输、卖茶叶时住的破旧的简易房了。屋里素白墙面上挂着雷锋像、雷锋日记、毛主席给雷锋的题词。靠窗是一尊雷锋半身像，翘鼻子，娃娃脸。

　　喜事愁事，有事没事，乔安山都会对着塑像唠唠。每到清明，他都会去抚顺市的雷锋墓前坐坐，孩子考上大学、自己搬了新家，也会去说说。

　　在乔安山心里，雷锋从未离开。

　　“如果不是雷锋，我当不了这个兵。”记忆飞到５０多年前，那时，乔安山和雷锋都在鞍钢当工人。在鞍钢的一年多时间里，雷锋几乎每周都被评为生产标兵，先后７次被评为红旗手，４次先进生产者。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候，雷锋却决心报名参军，还拉着乔安山一起去。

　　来到部队，雷锋和乔安山又分在同一个汽车班。雷锋给乔安山读家信、写回信，有时家信中提到困难，他会瞒着乔安山悄悄地给家里汇钱。“先后汇过两次，一次２０块，一次１５块，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在乔安山的记忆里，雷锋从没发过火，“永远乐呵呵的”。他比自己大一岁，虽然个子矮小，但乔安山诚心管他叫大哥。

　　痛苦自责的事发生在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５日。虽然组织上认定那是一起“意外事故”，“乔安山没有直接责任”，但“撞死雷锋”的包袱仍旧重重地压在乔安山的心头。他退伍后过着隐居般的生活，过往的一切都被深深埋藏起来，除了一条：“我得像大哥那样做事、做人。”

　　他送迷路孩子回家，照顾孤寡老人，献血、捐款、劝架、救火、抓小偷……他以忘我的热情做好事，帮助人，半是赎罪，半是信仰，半是追随。

　　他救人，反而被人讹上，事主吵到单位来索要医疗费。

　　乔安山百口莫辩，“哭都没眼泪”。直到真正的肇事者被找到，乔安山洗脱嫌疑，仍然有风言风语袭来。

　　受的委屈多了，乔安山跑到雷锋墓前，一坐半天，“大哥，如果换了是你，你会怎么做？”

　　１９９５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王兴东要为他写剧本。“我不同意，我说你去找别的战友。”

　　王兴东最后发火了：“现在社会上多么需要雷锋精神，你还躲着藏着，你为什么不站出来？”

　　随着《离开雷锋的日子》热映，他开始接受各地的邀请，讲雷锋事迹，讲雷锋精神，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迄今，他已经做了几千场报告。

　　常常有人问他：雷锋精神到底是什么？

　　“雷锋精神在我心里就是爱，大爱，博爱，凡是地球上有人的地方就需要爱，就需要雷锋精神。”乔安山说，“现在需要，将来不管到什么时候都需要。”

　　知己王佩玲：记得当时年纪小

　　王佩玲从里屋翻找了很久，取出来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小小的、金色的、边缘已有些锈蚀的雷锋像章。

　　同时，还有一段复印下来的文字：

　　“亲如同胞的弟——小雷（临别留念）：你勇敢聪明，有智慧，有前途，有远见，思想明朗，看问题全面，天真活泼，令人可爱，有外在的美给（和）内在的美。对任何同志都抱着极其信仰（赖）的态度，等等。这一切结合起来，真算得我心爱的弟弟，忠心的朋友……”

　　落款是“你姐黄丽”，时间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９日”。这段日记本扉页上的赠言是雷锋的遗物，原件被中国军事博物馆珍藏。落款中的“黄丽”直到１９９７年才被人们找到，就是长沙望城的女工王佩玲。

　　１９５８年，王佩玲与雷正兴——后来的雷锋在湖南望城县团山湖农场一起度过了不到一年的美好时光，而这段赠言，就是那段日子的完满归纳。

　　在王佩玲的记忆里，那时候的雷锋“还是细伢子呢”，白皙皮肤，头发蓬松松的，穿一身半新不旧的蓝色工作服，衬衣领子永远干干净净。只要是闲暇时间，雷锋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

　　一天，王佩玲忍不住对雷锋说：“你有那么多书，也借我一本看看吧。”

　　雷锋借给她的第一本书是《刘胡兰小传》。打那以后，他们接触越来越多。王佩玲从雷锋那里借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黄继光》《青春之歌》……随着接触越来越多，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亲密，开始姐弟相称：雷锋叫她“王姐”，她叫雷锋“小雷”。

　　年龄上，王佩玲比雷锋大三岁，但在学习上、生活中，雷锋却像个哥哥：她生病时，他端水送药；她摸黑去潭边洗衣服，他陪着一起去……王佩玲负责给大家做饭，自己的伙食却是最差标准。雷锋常在早上出工前，把自己的“灰面块块”端一碗过来分给她吃。

　　周到的关心使那段艰苦的日子变得甜蜜温馨。“当时多少人以为我和他恋爱。其实我们很单纯，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他是孤儿，我比他大，在一起只是互相帮忙鼓励。”

　　不久，王佩玲被派到湘潭学习。５个月后，雷锋被鞍钢招为工人。临行前，他特意来找王佩玲告别。

　　“他送了我一张照片，我呢，就送给他一个本子。”王佩玲在本子的扉页上写下一段长长的临别赠言。落款时，“因为有人在传我跟他恋爱的话，我就不想署上真名，雷锋就给我取了‘黄丽’这个名字。”

　　“在湖南方言里，‘王’‘黄’同音。‘丽’呢？雷锋的解释是‘天生丽质’。”

　　雷锋离开湖南后，王佩玲也辗转了十几处地方，他们就此断了联系。直到１９６３年３月，王佩玲在报纸上看见毛主席为雷锋的题词，看见了配发的照片，才知道，原来“雷正兴”已经改了名字，烈士“雷锋”就是当年的“小雷”。

　　王佩玲难过极了，她大病一场。

　　在将近４０年的时间里，她从未对人提起与雷锋的往事，然而，“小雷”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她的人生。

　　“雷锋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方面：一是肯帮助人，二是对待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王佩玲被分到长沙的一间工厂。电工班和车工班吵架，她站在中间“讲公道”，劝了这个劝那个。

　　结果两边人都得罪了，领导也嫌她管闲事，王佩玲一肚子委屈。

　　后来她调到新单位，从坐办公室的会计转成流水线上的工人，可犟脾气仍然不改。谁的质量不好，她当面指出来，质检马马虎虎过去的事，她揪住不放。

　　记者佟希文：我是真佩服他

　　１９６０年，佟希文作为派遣军官，和同事李健羽一起担任新华社驻沈阳军区的军事记者。“那年秋天，军区的《前进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工程兵部队的雷锋为正遭受洪灾的辽阳市捐了１００元钱，地方群众非常感动，说战士一个月津贴才６元钱，心意我们领了，钱不能要。”

　　当年的１００元不啻一笔巨款，佟希文那时已是副营职军官，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他和李健羽对这个“雷锋”很感兴趣，就前往军区工程兵部，找到政治部副主任王寄语，这才知道，原来雷锋早就是工程兵的“节约标兵”和“忆苦思甜”典型了。

　　听说雷锋这几天就在沈阳几所大专院校做忆苦思甜报告，他们决定，先悄悄去听一听。就这样，他们来到沈阳师范学院礼堂，拿着采访本，坐在学生中间听讲。

　　雷锋说话带湖南口音，语速很快，很有激情。“他讲为了当兵一夜不睡觉，猛吃饭、踮着脚量身高，台底下一阵阵的笑、鼓掌；他讲到旧社会自己父母、兄弟都惨死了，台底下一阵阵的抽泣，有同学哭得呜呜的。”

　　佟希文至今为当时的情绪所激动：“那个场面太感人了！连我们也全神贯注，光听讲了，干脆不做笔记。这个小战士真不简单！有信仰，有追求。他可不仅仅是个勤俭节约的典型。”

　　第二天，佟希文他们去沈阳军区的招待所找到雷锋，雷锋这才知道自己昨天被“跟踪”了。

　　见雷锋随身带着笔记本，佟希文又把笔记本借来，用一晚上的时间翻了一遍，更加感到这个小战士还真是有觉悟、有思想，文笔也很不错。

　　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情况，佟李二人来到雷锋所在部队——工兵团汽车连。连队干部、战士纷纷跟他们讲雷锋的情况，生动的事例真不少。

　　“不过，也有些人对雷锋持不同看法，觉得他爱管闲事、爱出风头。”佟希文说，那时搞报道非常谨慎，他们专门开了个座谈会，把持两种意见的人叫到一起，希望谈深谈透彻。“结果还是支持雷锋的占绝大多数。”

　　回到沈阳，佟希文和李健羽把雷锋的事迹写成《毛主席的好战士》，发表在沈阳军区《前进报》上。不久，新华社以《苦孩子成为优秀人民战士》为题播发了这篇通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也转发了雷锋的事迹。

　　雷锋就这样走向了全国。

　　退休后，佟希文与当年的老战友、老同事们一起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协会”，给孩子们做报告，讲传统，讲雷锋。“最多一年讲了１２０场，两天内讲了７场。”

　　学生孙桂琴：人生之路该怎样前行

　　１９６０年起，雷锋担任了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小学的校外辅导员。７岁的孙桂琴是雷锋重点辅导过的学生之一，她和同学们与雷锋叔叔那张亲密的合影，在后来的岁月里被翻印了成千上万份。

　　５０多年前的回忆依旧清晰。“有一次他来学校，后面还跟了一位摄影记者，说是要给我们和雷锋叔叔拍照片。大家好激动，都抢着往前挤……我当时腼腆，一个人缩在一边。”

　　雷锋一扭头，看见了墙角的小桂琴，便一把将她抱到身边来，“他看我个子矮，又去门口捡了一块砖，让我踩在上面。”

　　这就是１９６１年５月在新华社播发的那张有名的“五好战士和红领巾”照片。

　　孙桂琴后来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军区总医院。

　　“我从一个普通矿工家庭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大学生，一名军人，一名医生，毫不夸张地说，是雷锋叔叔影响了我一生。”孙桂琴说，从雷锋叔叔身上，她看清楚了人生之路应该怎样前行。

　　“作为医生，我不仅要医治病人的身体，更要温暖病人的心灵。”孙桂琴说。

　　她忘不了那个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孩子，在医院断断续续住到７岁，看到人家小朋友背着书包去上学，就眼巴巴地瞅着……

　　孙桂琴买来一条红领巾，给他端端正正系上：“雷锋叔叔曾给阿姨系过红领巾，今天，阿姨给你系红领巾，你只要好好养病，将来一定能当少先队员！”

　　一天，男孩的妈妈找到她：孩子想见孙阿姨最后一面……

　　孙桂琴赶到病房，孩子已经说不出话了。见到孙桂琴，他用尽力气把枕头抬起一点，那条鲜亮的红领巾就压在枕头下面。

　　“我把红领巾再一次仔仔细细地给孩子系好……那一幕，这么多年了，挥之不去。”

　　有个得了白血病的小战士，才１９岁，看到自己的诊断书，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在病房里大叫、大哭，头死命地往墙上撞。孙桂琴没白没黑地陪着他，给他剪指甲、洗脏衣服，在家包饺子、煮烂糊面，端到病房一口一口地喂。战士接受化疗后，满嘴起泡，鼻子出血，心情异常烦躁，孙桂琴拿来一本《雷锋的故事》，坐在病床前，轻声细语地讲给他听。

　　“他康复得很好，主动要求回部队去。年底，他们团政委打电话来：孙医生啊，这个战士从医院回来，后进成了先进，经常帮助人，经常做好事，我们要给他立三等功！”

　　“可是谁能想到呢？”她说，“两个月以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不久，孙桂琴收到了一封信，信上的字迹还稚嫩着：

　　“孙医生，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但是我走得不遗憾，因为你让我理解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

　　这些年，孙桂琴收到了全国各地几万封来信，有她的病人、学生，也有素不相识的人。

　　“他们感谢我、鼓励我，他们的支持让我看到：雷锋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