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吴迪从床上坐起，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走廊外的水龙头没拧紧——“滴答”、“滴答”地响着。半晌，她从床上下来，开始在走廊里踱步。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吴迪停了下来，呆呆地望着窗外。

王秀英蜷缩着身体，手臂间夹着她形影不离的毛绒兔，睡着了。

这里是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十一区病房”。

二八年华曾试图自杀的少女、爱走模特步的躁郁症患者、因丧偶而深陷抑郁的80岁老人．．．．．．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病症仿佛带走了他们所有的快乐。

“在我国，有近9000万抑郁症患者或抑郁倾向者，但就诊率只有不到5%。”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说出这两组相差巨大的数字时，无奈地摇摇头，“很多人不了解，甚至不愿意了解。”

抑郁症，最近一次被大众所关注是今年9月16日，28岁的影星乔任梁被经纪公司证实因抑郁症离世。

“为什么不早点拉上医生一起对抗呢？”这是数位专注于治疗抑郁症医生的心声。

防自杀“兴奋室”里不离人

早晨6:30，十一区病房的病人陆续起床。

朦胧中醒来的吴迪，低头看着身上素色稻穗图案的被子，反应过来自己所处的是病房而非家中，她转而侧身，面向窗户，手直接背在脑后仍旧不愿起。

吴迪是第一次入院治疗，两个月前，28岁的她与相恋三年的男友分手，她时常在深夜里崩溃痛哭，甚至一度拒绝与家人以外的人接触。

这是吴迪住院治疗的第三天，护士弯腰在她耳边催促道“该起床了”，她无奈起身后，发泄似的将被子扔成了一团。

隔壁床是昨天刚入院的一位新人，睡觉时她的手脚在腕带的束缚下不能自由活动。

这是个“疯狂”的病人，昨天入院的场景惊吓到了吴迪：五六个护士共同摁住她，她眼睛挑衅似地盯着身边护士，反复叫喊着“撤，全部撤”，手脚不停挣扎着，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主治医师问诊时被吐口水，被骂“你才有病”，护士给她固定腕带时，她狠狠地咬了护士一口。

早上这个时候，新患者已经起身坐在床上，对着空气中仿佛出现的人保持着一副斗鸡般的姿态，在说完“123，给我撤”、“我不怕你们”之后，庆祝般地甩了甩头，挑衅的目光开始在病房里来回逡巡。

吴迪所在的是十一病区的重症观察室，相当于综合医院的ＩＣＵ病房，因这一病房通常安置着自杀自残、冲动外逃等极端行为的重度患者，因此也被医护人员称为“兴奋室”。

已经起身的吴迪端着脸盆走向走廊尽头的洗漱间，护士紧跟其后。与普通病人灰白格子的衣服不同，身着粉色病号服的她更易于分辨。

“兴奋室里不离人”是一大准则。

这里每天由一个值班护士坐镇监护，另外两名机动护士则需时刻跟随和照顾外出活动的患者，即使是洗澡、上厕所时也务必由护士陪伴。

“兴奋室”床头的呼叫铃没有电话线，以防病人突发的自杀行为，病床两边设置了保护的腕带，新来的患者更容易出现激烈的情绪波动，这时便需要被腕带暂时束缚在床上，以免自伤或伤害他人。

值班护士郭双曾亲眼目睹一次病人自杀的案例。

那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在住院半个月后各方面表现良好，从“兴奋室”转至普通病房。郭双后来得知该病人一开始已经有详细的自杀计划，良好的治愈状态也是病人的自我伪装。

在一次家属探视时，病人私下将一个易拉罐的拉环藏起来，待夜晚护士巡查过后，试图割腕自杀，当护士发现时，病人手腕已经被划破，幸而伤口不深而得救。

防自杀自伤是“兴奋室”护士悬在心头的一根警戒线，私自藏药攒药、将收纳被子的松紧带抽出来上吊、想从只能开一个小缝的窗口跳下去等这些行为，在护士全天候交替的高密度巡查之下，也极有可能发生。

病房主管护士郭双，已经习惯了每天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哪怕在片刻休息的过程中，她的目光也时刻聚焦在患者身上，以保证第一时间应对各类需求和突发状况。

喂药后检查口腔和手掌

“31床，徐佳文，血糖偏高，今天要继续监测。”

“58床，李爱敏，有冲动、外走行为，手腕划伤，已经结痂，需要特级护理，少动，多卧床。”

“44床，藏药，有摔伤。严防13号、35床自杀、 22床藏药。”

“15床，吴迪，早上3点多醒了在床上发愣，要求出院，打电话，昨天不喝水。”

上午8点，十一区病房的所有医护人员在办公区集合完毕，开始一天的关于患者情况的交接班工作，这一天病人共51个，近期新来的病人不少，要求出院的病人情绪也异常激动。

“新病人得全面观察诊断”，抑郁症中心女病区主任张玲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我们得保证每个病人状况稳定后再考虑出院，这个跟患者和家属都要一遍遍沟通”。

8点10分，张玲带领主治医生们开始早班的查房工作，从刚入院的新病人开始询问，结合测血糖、心电图等化验指标进行诊断。

主治医生赵茜手拿一根纤细的棉签，在“兴奋室”新病人脚底下轻轻的划了几下，“不疼哈，可能有点痒，听话啊。”新患者蹬了几下腿，手臂用力挣了挣束缚的腕带，坐起身子作出反抗的模样，终止了这次问诊。

“看她持续亢奋和意识模糊的精神状态，我们也不排除是吸毒所致，所以会先进行相关检测再诊断”，赵茜说。

“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是在最严重、最低谷的时候才会来医院就医，但如果在抑郁症初期就选择就诊，治疗效果会好很多。”在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看来，不少抑郁症患者在来精神科就诊前都曾陷入长年的痛苦中，“我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近80%的病人曾在综合医院和其他科室治疗过数次”。

然而，已经前来住院就医的患者，对于治疗仍旧保留着怀疑和抗拒心理，这无疑给治愈设置了重重阻碍。

“能好吗，医生。”吴迪入院刚满三天，但这句话她已经向医生问过不下六遍。

查房时，她被检测到心率过快，医生让护士开了半粒减慢心率的药，吴迪把药攥在手里，迟疑着。

“有人觉得我没病，不要吃药。有人觉得现在状态好了，就立马停药了。” 主管护师郭双，熟知有些病人有藏药的习惯，所以在吃药过后，会特地再检查一遍病人的口腔和手掌，吴迪自然没有逃过她的检查。

“无抽”治疗人为制造一次癫痫

今年是徐红第四次住院了，2014年住院痊愈过后，她回到了内蒙老家，然而丈夫长期在外出差，儿子也在外地上学，常年独身一人的徐红病情反复，9月10日，只身前来北京的她在地铁站与人发生冲突，最终被警察送至安定医院。

在医生杨帆第一次问诊时，看似温和的徐红突然暴起打了杨帆一巴掌，随后赶到的护士也被她抓伤了胳膊。杨帆有些委屈，但她很快也释然了，“病人精神状态不稳定，各类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被送入住院病房后，徐红成为重点监护对象。

她有时候不让同屋的病友进病房，甚至还大声呵斥，对前来打针喂药的护士也推搡过几次，医生在查房时，通常都会与她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在做过几次“无抽”治疗后，徐红状态稳定了不少。

“无抽”即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的简称，是目前治疗重度抑郁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无抽”治疗一个疗程通常要做8至12次，赵茜介绍到，这种治疗是将两片金属电极固定在患者额头上，然后往静脉内注射麻醉剂和肌松剂。在通电后，相当于人为让患者出现一次癫痫发作，使精神疾病的症状减轻甚至消失。“但其实电击治疗通电的时间只有几秒，很快。”

治疗后患者通常对近期发生事件会有记忆力减退现象，但在治疗结束后的1、2个月内会基本恢复。

赵茜表示，依靠基本的药物治疗，包括“无抽”、重复经颅磁刺激在内的物理治疗，以及心理治疗、行为治疗等方式，患者被临床治愈的比例甚至可高达80%。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一山也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当来访者出现抑郁症状时，心理咨询师都会建议来访者前往医院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患有抑郁症。“如果来访者被诊断为中度或重度抑郁症，那么心理咨询师主要起辅助作用，服药对于患者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入院三天不顾劝阻强行出院

10月21日，星期五，下午1: 30-3: 30，是固定的探视日时间。

一早，就有人搬了小板凳在走廊窗户旁，望着门诊楼前方的马路，以便随时捕捉前来探望的亲人。

10点，是绘画班开课的时间，没有安排治疗的患者通常都会到饭堂里进行绘画或涂色。

每天上午的绘画课程是医院为患者提供行为疗法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瑜伽、跳操、打球等活动，以带动病人的积极情绪。

吴迪是辽宁的一名中学绘画课老师，在这一次的涂色绘画中，她将太阳涂成了紫色，将图画里雪人的防雪镜涂上了她最喜欢的荧光黄色，她觉得这样才足够亮眼。

绘画课过后，食堂开餐了。玉米、黄瓜炒肉、虾仁炒胡萝卜，吴迪每样都点了一份，想着下午父母会过来探望，她的胃口大开。

中午12点左右，抑郁症治疗中心外的楼梯旁，已经聚集了许多探视的家属。

他们中间不少人从河南、陕西、辽宁、内蒙古等地赶过来，手中都拎着大大小小的物品袋，里面装着换洗衣物、水果、零食甚至家乡特产。

“挺想娃的，不知道最近能不能出院”，一位从陕西赶过来的家属有些等不及，家住农村的他平时忙着照顾老人和上学的孩子，已经错过了两周的探视时间，“怕娃怨我呢”。

探视时间一到，小小的饭堂挤满了前来探视的家属，这片小天地承载着相聚时刻的情感与泪水。

吴迪的父母从辽宁赶来，没来得及吃口饭，下了火车便直奔病房。

母亲将剥好的葡萄慢慢放进吴迪嘴里，她伸手摸了摸女儿的脸颊，“有些瘦了”。

由于“兴奋室”新来患者不间歇的吵闹，吴迪向父母强烈提出要出院，拗不过女儿的他们，最终不顾医生的劝告，坚持为刚住院三天的吴迪办理了出院手续。

“家属其实不用看的很频繁，反而会引起病人想家的情绪，精神科疾病是慢病，而且像吴迪这类就诊时间太短，没有痊愈就出院的，有可能过段时间还会被送回来。”主治医师赵茜对吴迪父母仓促出院的做法有些惋惜。

借助互助平台走出抑郁

探视日时间结束，闫梅轻快地回病房收拾行李，今天是她与医生、亲人共同确认好的出院时间。

同病房的王秀英抱着她的毛绒兔，在门后看着即将出院的闫梅羡慕不已，“她穿回自己的衣服真好看”。

今年53岁的闫梅已经与抑郁症抗争了30年，最严重的时候她曾“无数次想过自杀”。孩子一岁的时候，闫梅与爱人离异，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这也是她在受抑郁症折磨期间仅存的一丝希望。她没有对儿子袒露病情的状况，怕“会吓着他”。

在安定医院住院的这一个月里，闫梅认识了不少“郁友”，这让她感觉不那么孤单了，甚至还了解到了有抑郁症互助组织的存在。

不仅如此，除了郁友们自发组成的小型组织，如今，尚善基金会、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郁今香等公益组织都在致力于为“郁友”搭建一个互帮互助的平台。

线上论坛、交流群，线下开展的分享会、跑步行、读书会等活动，这些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给不少“郁友”提供了帮扶。

“我自己就是依靠这种团体治疗的形式一步步走出来的。” 阳光互助论坛的组织者长风从2003年开始负责阳光论坛，曾经历过十几年抑郁症的折磨，他通过帮助其他“郁友”的积极方式，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方向，“那会我心里也痛苦，但想到其他人比我更痛苦，好像能激发我的一部分力量。”

目前负责阳光论坛活动组织是李宏生和郑晓哲二人，他们是双向情感障碍（躁郁症）患者，李宏生曾因幻听终日被困扰，郑晓哲也经历了数年躁狂与抑郁的交替折磨，如今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的各类活动，将更多的“郁友”纳入这一互助组织当中。

晚上9点，窗外华灯初上，十一区病房已经熄灯。

这是一天的结束，也是希望的开端。

后记 9000万抑郁倾向者就诊率不足5%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约有3.4亿抑郁症患者。当前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对于抑郁症，很多人不了解甚至不愿意了解。”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介绍，目前抑郁症在中国的患病比率约为6%，有近9000万抑郁症患者或抑郁倾向者，然而抑郁症的全国就诊率却不到5%。“抑郁症的临床治愈比例接近60%，但相比美国50%以上的就诊率，国内抑郁症患者诊治比例太低。”

对治疗的不信任，甚至许多对抑郁症这一精神疾病羞于让人知或者不敢就医的“病耻感”，是导致中国抑郁症就诊率低至5%的一大主因。

“我们现在有个时髦的一个词叫‘治疗联盟’，由患者家属、医生、心理治疗师、康复治疗师和社会的力量合力，共同抗击抑郁症。”王刚介绍到，通常抑郁症治疗周期首先是急性期治疗，一般的情况是8到12周，接着巩固期治疗一般是4到9个月，继而维持期治疗期限大概在两年左右。

然而，对抑郁症知识的缺乏、对自身精神状态的认知不清以及社会对精神类疾病的歧视和不解，导致了抑郁症这一群体的就医路格外艰难。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伍华向表示，“我国的抑郁症防治体系的现状是无知、无助、无望，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对于抑郁症的预防知识许多人都不了解，同时，专科医生数量偏少，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同时心理咨询市场相对混乱，病人与心理咨询师之间很难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

伍华也认为应当将公益组织纳入“治疗联盟”当中来，“尚善基金会也注意到社交圈对抑郁症患者的影响，开设互助小组，让抑郁症患者能够逐渐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同时，在社会层面上，我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减少对抑郁症的污名化，并提议将心理疾病纳入到残疾证的考虑范围内，从而为抑郁症患者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

（文中抑郁症患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