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1岁的吴福红没有想到，在乡镇担任副科级干部18年之后，自己能晋升“正科级”，享受到和书记镇长一样的工资待遇。按照这位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蔺店镇人大副主席原先的想法，自己可能会和镇里以前的老同事一样，在副科级岗位上干到退休--在以往，这似乎是多数乡镇干部的“仕途”走向。

“乡镇干部能干到书记镇长的人太少太少了。现在我也是‘正科级’，每月多拿二三百元的工资。要对得起这份待遇，更得好好干了!”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福红面露喜悦。

这是县级以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改革给基层干部带来的改变。

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716.7万公务员，六成分布在县级以下。“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基层单位承担着数量庞大的改革发展事项的落实执行任务，工作压力大。然而受机构规格等因素限制，县以下机关领导和非领导职数十分有限，基层公务员晋升通道狭窄。由于工资待遇与职务级别直接挂钩，基层公务员待遇长期相对偏低，工作积极性受挫，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

针对这一问题，中办国办于2015年1月印发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人社部、中组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国家公务员局等五部门部署了具体实施工作。

近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各地职务职级并行制度落实情况如何?如何防范改革措施变形走样?改革深入推进有何困惑?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山东、陕西、湖南等地进行了调查。

“说心里没有不痛快，那是假话”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见到徐庄镇组织办副主任、环保所所长陈志新时，他正在宋庄村地头督导三夏防火。

为阻止村民焚烧麦秸秆，一个上午他已跑了十来个村，累得精疲力竭。“这是工作常态。”37岁的陈志新已在乡镇工作14年，“乡镇工作一岗双责，除了夏收时防火，汛期时防汛等本职工作，还有包村任务，村里大事小情都得抓，晚上加班到十一二点很正常。”

记者在山东采访看到，基层特别是乡镇承担着上级所有政策的贯彻执行和落实，工作头绪多、任务繁重，来自发展、环保、维稳等方面的压力巨大，经常加班加点，“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是他们的写照。许多乡镇干部早出晚归，对家人的沟通照顾不够，甚至好多天和孩子说不上几句话，更谈不上教育。

一位乡镇干部说，现在不允许干部“走读”，工作日他们每天住在镇政府宿舍，远离家人。但是一个镇就那么几个领导岗位，普通干部辛辛苦苦几十年，“老得都比别人快”，却很难有机会提拔。“说心里没有不痛快，那是假话!”

“辛辛苦苦三十年，退休还是个科员”，受访基层干部坦言，由于晋升存在“透明天花板”，有的干部到了四五十岁感到升迁无望，在工作中难免产生消极情绪，甚至觉得“低人一等”。

山亭区人社局局长徐庆勇说，基层干部人数多、职数少，大的乡镇三四百人，小的乡镇也有一百多人，正科级只有四五人，副科级十来人，许多人干到退休也熬不到副科，于是“平平安安占位置，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有的甚至“干不干活就看书记瞪不瞪眼”。

在这样的现实下，大多数入职的基层年轻干部，忙于考中央、省、市的公务员考试，乡镇一级基本成了跳板、流水线，真正对基层工作熟悉的干部越来越少，留在基层的绝大多数是学历全日制专科以下或是年龄超过35岁的干部。

在乡镇工作了17年的陕西省澄城县韦庄镇干部于红波告诉记者，自己参加工作之初，镇政府里3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20多个。由于在乡镇很难有晋升机会，年轻人大多想方设法调到上级机关，如今他们中的80%已得到提拔。自己留在乡镇，职务多年“原地踏步”，难免心生失落。

于红波的这种失落感，在职务与职级并行改革后得到很大缓解。如今，她的工资涨了260余元，工资总额达到3700多元。“咱虽然在乡镇上班，可拿的也是副科级的工资，还有啥理由不好好干工作?”

“感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记者走访的山东、陕西、湖南等地，职务与职级并行后，基层干部待遇和级别受到“挤压”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观。

“职务职级并行是一场及时雨、一颗定心丸。”去年政策执行后，陈志新开始享受副科级待遇，工资涨了400多元，加上乡镇干部的特岗津贴，每月收入达3600多元。“这样一来，在家里有地位了，说话硬气了。工作也有了奔头。”

在陕西省合阳县，过去50%的基层干部以科员身份退休;改革后，791人职级得到晋升，占全县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人员总数的36.25%。其中，科员晋升副科职级的有564人。在澄城县，职级得到晋升的公务员占到总数的42.15%。

“以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现在‘独木桥’变成了‘双车道’。”刚刚晋升为副科职级的澄城县财政局预算股股长臧建成说，自己参加工作20年，做科员17年，这次晋升为副科级，每月工资加津补贴增加了277元，和副局长工资水平相当。“现在就算是不‘当官’，也一样能体现职业价值。这项改革让踏踏实实在基层工作的人享受到了改革红利，心气顺了、干劲儿足了。”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司法局局长王宜建“正科”已满15年。从2001年开始，他先后干过区旅游局局长、店子镇镇长、教育局局长、组织部副部长。去年职务职级并行后，他享受到副处级待遇，每月收入增加了625元。“除了经济上的实惠，还有一种人格上的尊重，感觉得到了组织的认可、社会的承认。”王宜建这样认为。

政策受惠者不仅在乡镇，也包括县直部门干部。今年46岁的龚传松现任山亭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办公室主任，已“后备”了11年。自从2005年被列为局里的重点培养对象，他先后挂职过副镇长、村“第一书记”，承担过很多如帮包改制破产企业、接待大规模群众上访等急难险重任务。但是由于机构合并、清理超职数配备干部等原因，局里从2011年就再也没提拔过干部。

职务职级并行后，龚传松的职级调整为副科级，工资每月增加500多元，“说实话，以前每次干部调整，思想波动都非常大。现在有了职级政策，心里有了底，感觉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截至2015年底，山亭区共有431人符合公务员职级晋升条件，其中晋升正处职级的5人，晋升副县职级的103人，晋升正科职级的42人，晋升副科职级的281人。

徐庆勇等基层干部认为，职务与职级并行政策落实一年多来，实现了两个“利好”。一是有利于留住基层干部的心，稳住基层干部队伍。二是减少了干部间的矛盾内耗。以前只有一个职务通道，干部间竞争激烈，难免出现矛盾。有些干部为获提拔，甚至跑官要官。现在只要踏实工作，就能得到组织认可，在干部中树立了正面导向。

“说句心里话，过去我们羡慕市里的干部，人家机关级别高、晋升机会多。现在他们反而羡慕我们，咱也能安心在基层工作。”此次晋升为副处职级的临渭区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龚现方对记者说。

严格审批确保正向激励

职务职级并行这项牵涉数以百万计基层公务员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如果不能严密部署、严格管控，而是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者钻了空子，不仅无法形成正向激励，反而会伤了基层干部的心。为确保改革健康顺利推进，多地出台了内容完备的改革细则。

“不得自行扩大实施范围，不得自行变更晋升职级的条件，不得自行出台提高职级待遇的措施。”在湖南省为落实职务职级并行所制定的实施意见中，这“三个不得”十分抢眼。

“看重忠诚、看重实干、看重担当、看重干净、看重基层”，“对那些爱岗敬业、踏实干事、群众公认的优秀基层干部和在急难险重任务、重点项目建设中敢抓敢管、实绩突出的实干型干部优先予以提拔重用”，岳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瑰曙认为，这“五个看重”“两个倾斜”的用人导向，可以形成正向激励，让基层公务员工作有盼头、干事有热情。

为保障改革顺利推进，岳阳市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由市人社局牵头协调，组织、机构编制、财政部门做好晋升审批、待遇兑现等工作。各县市区也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和机制，重大部署、重要政策集体会商、集体决策，对推进工作倒排时间进度，进展情况一周一报送，一月一督查，确保今年6月底前完成首批职级晋升人员的审批工作。

为用足用好政策，岳阳统一了改革的范围步骤、职级晋升和工资执行时间。并且将职务职级并行与治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相结合，完成治理后再实施该项改革;与清理超职数配备干部相结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与消化地方“土政策”相结合，推进公务员队伍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实施过程中，岳阳密切关注各方面反映，重点做好事业单位人员、不符合职级晋升人员、机关工勤人员的思想引导工作，认真细致解释政策，确保改革平稳顺利实施。目前，岳阳市华容县、岳阳楼区2个县市区已完成首批职级晋升审批工作，全市2139名基层公务员晋升职级。其中，晋升正处级6人，晋升副处级293人、晋升正科级233人、晋升副科级1607人。

2015年4月以来，陕西省渭南市区县各级陆续出台改革实施意见，组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严格规范审批权限、机构和人员范围、晋升程序等，保证改革严范围、不扩大、不走样。

渭南市公务员局局长梁建军介绍，当地各区县公务员职级晋升，分为初核、复核、民主测评、考核、公示、报批和落实待遇等7个环节，重点审核公务员年龄、工龄、党龄和学历、工作经历的“三龄两历”，及公务员登记材料、历年考核等次、任职年限和职级等。在审核中，严格甄别各种材料，杜绝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对公务员考核和受到党政纪处分等情况严格把关，防止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晋升。

在渭南市临渭区委组织部，十几本厚厚的档案册，完整记录着当地499名基层公务员职级晋升的审批流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随机抽出了一位此次晋升副处职级干部的资料，材料包括晋升职级审批表、历次任免文件、历年考核等次、民主测评情况等，每个环节都由相关部门审核后加盖公章，确保真实有效。

临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晓锋说，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组织部门会将拟晋级人员名单发函给纪检监察部门，了解他们受到党政纪处分的情况。对尚在处分期内的干部，依规取消其晋级资格。在临渭区，6名干部因此未能晋级。

“对审查合格的晋升对象，按照不同的晋升级别，分别由区委常委会和组织人社部门会议研究，确保晋升工作公平公正。”杨晓锋说。

截至目前，渭南市各区县已完成5157名公务员职级晋升审批，占全市县乡公务员总数的32.4%。其中，晋升正处级7人、晋升副处级119人。晋升副科级的人数最多，为4374人，占到全市各县科员及以下公务员总数的38%。渭南绝大多数县区已通过争取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预算等方式，将晋升职级的公务员待遇兑现到位，晋升人员人均月增资288元。

在澄城县，2015年6~11月，共完成761名公务员职级晋升的集中审批。自去年12月起开始常态化的审批机制，对新增符合晋升条件的公务员每月审批一次。目前，该县共有771名公务员实现职级晋升。一位当地乡镇干部对记者说，现在就算是一辈子不提拔，踏踏实实工作，到退休也能拿到镇长的工资，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改革仍待深化完善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各地在落实县以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改革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扰和问题，亟需持续深化改革予以破解。

首先，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在县乡两级，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数量受到严格限制，不少事业单位虽未参照公务员管理，事实上却在履行一定的公共管理和行政职能。在这些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既无专业技术职称，又不在此次改革范围之内，难免产生不平衡与失落之感。

在陕西关中一农业大县，当地果业局也属于非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该局局长长期担任乡镇镇长，任正科级已近20年。但按照现行政策，他将无法晋升职级。基层干部反映，类似情况在县级部门中普遍存在，可能对干部流动产生不利影响。

“以我们县为例，社保局、就业局、果业局、农机局，还有各乡镇的文化站、城建办、农技站等部门，都是非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大家干的是行政部门的工作，却无法享受到职务职级并行制度的改革红利。”陕西某县组织部门工作人员坦言。

在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一些原政府工作部门被调整为非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有的原为公务员身份的干部，也因此不在此次政策执行范围之列。有的乡镇干部能力很强，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组织上考虑将其调任到县里的事业单位任职，但由于担心调任后失去晋升职级的资格，他们对此心存疑虑。

“有了职务与职级并行的通道，干部调整时，有公务员身份的干部就不愿意选择事业单位，给这些单位调配干部将会增加难度。”山亭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常钰表示。

基层干部建议，应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考虑出台履行一定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中管理人员的职级晋升政策。同时，应统筹考虑因机构改革等原因退出行政序列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优先解决这部分人员的职级晋升难题。

其次，干部年度考核应更加科学合理。职务与职级并行后，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性凸现。受访的基层干部表示，目前的干部评议尚显简单化，是“优秀”、“称职”、“基本称职”还是“不称职”，主要看群众投票。应借此次改革契机，参照科学发展指标建立综合考核体系，对干部个人制定量化考核办法，既有共性指标，也有个性指标，把“考事”与“考人”结合起来。不仅让干部知道“不能做什么”，更要知道“该做什么”、“该怎样做”，推动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其三，由于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在设计中并未考虑到男女干部退休年龄的差别，事实上造成了部分女干部无法享受到改革红利。受访基层干部说，由于女性公务员退休年龄一般比男性早五年，这使得不少女干部在职级晋升机会上受到影响，建议统筹考虑女性干部退休年龄现实，适当缩短女公务员职级晋升年限。